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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作者：高尔基
内容简介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讲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在喀山的生活经历。阿廖沙一直都在努力探索生活的道路，在16岁那年，他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只身来到喀山。然而，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阿廖沙梦想成真，他未能进入真正的大学校园，而是进入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在社会大学，阿廖沙不得不为生活而继续奔波，住大杂院、出卖体力，同流浪汉、小市民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心中始终对小市民习气深恶痛绝，他对知识和自由的热烈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始终没有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改变。 在喀山的四年中，阿廖沙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但心中始终不改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通过如饥似渴的读书，接受革命理论。在和工人群众的共同斗争中，阿廖沙得到了锻炼，革命思想日渐成熟。就这样，阿廖沙成长了起来。 

译本序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前两部作品《童年》和《在人间》里，作家记录了自己（阿廖沙）童年和少年（四岁至十五岁）的生活历程。而在《我的大学》里则再现了阿廖沙十六岁想上大学来到喀山直至二十岁这五年的生活经历。当时年轻的阿廖沙满怀希望来到了喀山，然而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大学的门并没有向他敞开。为了生活，他只好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去打工，做搬运工人：“为了不挨饿，我常常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活。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这个圈子是一个很带刺激性的大染缸。高尔基说：“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挫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码头上的职业小偷巴什金就曾劝他去玩女人，去干坏事。但阿廖沙并没有跟他走，没有掉进那个大染缸里去。为什么呢？据高尔基回忆，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他读了许多好书，是这些书帮助了他：那些“严肃正派的书”“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还不大清楚，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正是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那些严肃正派的书为年轻的阿廖沙树立了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的坚强意志。二是朋友们的帮助。到喀山后，阿廖沙不仅同流浪汉、混混儿、小偷等混在一起，也很快地同一批贫困的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当时喀山的这批穷学生有许多是民粹派或抱有革命情绪的人，如普列特尼约夫等，他们组织各种秘密集会，各种学习小组，向人民做宣传启蒙工作。阿廖沙也参加了这些小组的活动，后来又结识了小铺老板捷连科夫，据说他也是民粹派，在他家里经常组织秘密会议，而且他还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供大学生们使用。在这里阿廖沙还认识了民粹派的领导人之一罗马斯，并跟随罗马斯到农村去给农民做启蒙教育工作。民粹派宣传博爱，崇拜人民，认为人民就是“智慧、美德、善良的化身”。正是在这些朋友的帮助、启发下，阿廖沙才开始了革命理论的学习。这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尽管高尔基在写《我的大学》时已经知道了民粹派的错误，但他仍然肯定他当时在参加民粹派的活动中得到的教益，认为这是对他的革命启蒙教育：“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时起，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高尔基认定，他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我的大学》里，作者特别突出了阿廖沙酷爱学习的崇高品德。他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孩子，手不离书，有空就读书，孜孜不倦，捷连科夫图书馆的书他读遍了，罗马斯的藏书他也看完了，他甚至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他读了这么多书，但他还是觉得不够，他想上大学，就是想获得更系统的知识。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有幸能读上大学，我甚至甘愿忍受任何拷打。如果有人建议说，‘你去学习吧，但为了让你学习，每星期天我们将在尼古拉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
正因为他有这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求知精神，所以他读的书要比一般大学生在学校里读的书还要多，他在社会大学里获得的知识比许多大学生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还要丰富。这里，我并不是要贬低或否定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也不是要大家都像高尔基那样去上“社会大学”。今天的青年有上大学的机会和条件，这是你们的幸福。我只是想说明，高尔基虽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由于他有顽强的求知欲望，有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样可以登上科学的顶峰，同样能为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在这里，学习高尔基孜孜以求的求学精神是最重要的。
了解作者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即透视俄罗斯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考察俄罗斯人落后的文化心理特征；另一方面是展现新一代俄罗斯人从觉醒到成长的艰苦历程。在《我的大学》中依然贯穿着这一中心主题，除了真实地表现阿廖沙成长的艰苦历程外，作者还继续以沉重的心情剖析了俄罗斯国民独特的文化心理积淀：愚昧落后、自私野蛮、因循守旧、好逸恶劳等，揭露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斑斓驳杂的思潮和观点。
阿廖沙作为一个有为青年，他总是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思索生活的意义，他向往的是新的生活，新的思想；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不畏困难，敢于抗争，敢于走自己的路。
他的这种特质，在今天看来依然宝贵。
李辉凡

第一节
	于是我就到喀山大学去学习了，至少是这样想的。231
	关于上大学的念头是中学生尼古拉·叶甫列伊诺夫提醒我的。他是一位很可爱的青年，美男子，有一双女人般的温柔的眼睛。他跟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他看我手里经常拿着书本，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甫列伊诺夫便肯定地说我“对科学有特殊的天分”。
	“你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优雅地甩了甩他那像马鬃一样的头发对我说。
	我当时不懂，一个家兔居然也可以为科学服务。可是叶甫列伊诺夫却如此友好地向我说明，现在各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人。诚然，他也提及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232的一些事迹。叶甫列伊诺夫还对我说，在喀山我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过了秋天和冬天，读完中学的课程，“随便”地应付一些考试（他是说“随便”），就可以得到助学金去上大学，再过这么五年，就成为一位“科学家”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叶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而且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中学考试完了就回家去了。过了两个星期，我跟着也走了。
	外祖母为我送别时劝我说：
	“你就别生人家的气了，你老是生气，变得很厉害，很傲慢！你这是向你外祖父学的！可你外祖父又落得个什么下场呢？活了那么久，到头来还不是傻瓜一个。苦命的老头儿！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非议别人，这是魔鬼干的事！好吧，再见了……”
	她从栗色的松弛的脸颊上擦掉不多的几滴眼泪后又说：
	“你这个坐不住的野孩子现在远走高飞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可是活不久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离开亲爱的老外婆，甚至很少去看望她，而现在我才痛切地感受到，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个骨肉相连、全心照顾我的亲人了。
	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伫立在码头边缘上，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拿着旧披肩擦着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永不磨灭的爱的闪亮的黑眼睛。
	就这样，我在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里，在一幢平房的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下来。这个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窄小、简陋的街道尽头的山丘上，房子的一面墙向着一片发生过火灾的荒地，上面长满稠密的杂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草丛里和接骨木的灌木丛里，耸立着一堆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是一个宽敞的地窖，那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地窖使我永志不忘，这就是我所上的诸多大学中的一所。
	叶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靠一份微薄的抚恤金维持生活。刚来的头几天，我就看到，这位可怜的矮小的寡妇把从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时，她的表情是多么的悲戚忧伤，她面临的难题是：即使不把自己算在内，用这么一小块次等肉又如何能给三个健壮的小伙子做出一顿好饭菜来呢？
	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一双灰色的眼睛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温顺的执拗，就像一匹耗尽了全部力气的马拉车上坡，明知拉不动，却依旧在往上拉。
	我来之后的第四天早晨，孩子们都还在睡觉，我走进厨房来帮她洗菜，她小声而谨慎地问我：
	“您到这里来打算干啥？”
	“读书，上大学。”
	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色皮肤一起往上皱了一下，手指被菜刀割伤了，一边吸吮着手指上的血，一边坐在椅子上，马上又跳起来，叫了一声：
	“啊，见鬼……”
	她用手绢包扎好受伤的手指后，称赞我说：
	“您洗土豆洗得很好。”
	“嗨，这还不会！”于是我就告诉她，过去我在轮船上干过活。她问我：
	“您以为，这样您就能够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还不大懂得幽默。我把她这话当真了，便有条不紊地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并说，只要努力，最终那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向我敞开的。
	她慨叹了一声：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正好进厨房里来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而且照样是乐呵呵的。
	“妈妈，包顿饺子吃多好啊！”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我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烹饪技术，便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可是太次太少了。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生气了，她冲着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弄得我两耳充血、满脸通红。她把几根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便离开厨房出去了。尼古拉给我使了个眼色，替他妈妈解释道：
	“情绪不佳……”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对我说，一般的女人比男人更容易生气，这是女人的天性，好像有位瑞士的有声望的学者做过不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233也谈论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乐于教导我，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给我灌输一切对生活必不可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话。后来我竟把富科234、拉罗什富科235和拉罗什查克林236混为一个人了，我也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237砍了迪穆里埃238的头，还是相反？这位好青年真心实意地要“让我成人”，他深信不疑地承诺要做到这点。可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条件来认真教我。青年人的轻佻和利己主义使他看不见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如何千方百计地操持着家务的；他那位既迟钝又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弟弟就更没有什么感觉了。而我对厨房里的这一套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则早已十分精通。我很清楚地知道女主人的那种心机，她每天都得对付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要喂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浪荡青年。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我开始去找点活干，打一清早我就到外面去了，免得留在家里吃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到那块荒地上的地窖里，在那里闻够了死猫死狗的臭味，听着那狂风暴雨式的吼声。这时我才很快地醒悟到，上大学——不过是幻想罢了。当初我要是去了波斯，也许更聪明一些，于是我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的魔法家，他发明了一种方法，能使麦粒变得苹果那么大，土豆长到一普特重。总之，我为大地，为这个不仅我一个人被弄得地狱般的走投无路的大地，幻想出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好事情。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非同寻常的冒险故事和伟大的英雄行为。这对我度过生活中困难的日子很有帮助，因为这种困难的日子实在太多了！我在这种幻想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磨炼。我从不等待有外来的帮助，从不期望有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坚强了。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感到自己越发坚定，甚至越发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人是在不断地同其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来到伏尔加河上、码头上，这里容易找到一份能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活。在这里，我混在搬运工、流浪汉、混混儿中间，感觉到自己像一块生铁投进了火红的煤火中一样，每天都给我增加了许多尖锐的强烈的印象。在这里，人们在我面前像旋风一样转来转去，有露骨地贪婪的人，有生性粗野的人，我喜欢他们对生活采取激愤的态度，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加以敌视和嘲笑，而对自己却持无忧无虑、毫不在乎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亲身的直接感受使我更接近他们了，使我更愿意融入到他们那带刺激的圈子里去。我过去读过勃莱特·哈特239的作品和大量“低俗”的小说，这更激起我对这个阶层人民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过去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现在却是一个受尽折磨的肺结核病人，他雄辩地劝导我说：
	“你怎么像个姑娘似的腼腆呢？难道你害怕失掉贞节吗？对姑娘来说，贞节是她们的全部财产，而对于你呢，只是一副枷锁罢了。公牛倒挺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草料了。”
	巴什金一头火红的头发，脸刮得像一个演员，矮小的身体像小猫一样灵活而柔软。他以一个教导者和保护者的姿态对待我，而我也觉得，他是诚心诚意地希望我能获得成功，得到幸福。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督山伯爵》240。
	“这本书里既有目标也有热情。”他说。
	他喜欢女色，谈起女人来便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从其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一种痉挛，在这种痉挛里有一种病态的东西，令人感到恶心。不过我很留心地听着他说话，我觉得他的话很优美。
	“娘儿们，娘儿们！”他唱歌似的说道，黄色的脸皮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叹赏的亮光，“为了娘儿们我什么都可以去干。女人就像魔鬼一样，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罪孽！再没有什么比跟女人恋爱更美的事了！”
	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可以毫不费力地为妓女们编造各种关于不幸爱情的委婉动人的小调。他编出的小调传遍了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下面一首流传极广的小调就是他编的：
	我长得很丑，家里又穷，
	我衣衫褴褛。
	对于这样的姑娘，
	谁也不会娶她做老婆……
	另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他仪表优雅，穿着讲究，有一双演奏家一样纤巧的手。他在造舰厂工业区里开了一间小铺，上面挂着一块“钟表匠”的招牌，干的却是推销偷盗来的黑货。
	“彼什科夫，你可别去沾偷窃这玩意儿的边！”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在庄重地抚弄他的银白色的胡子，眯缝着一双狡猾而又大胆的眼睛，“我看得出来，你会走别的路，你是一个有心智的人。”
	“什么叫——有心智的人？”
	“那是说，这种人对什么都不嫉妒，只有好奇心……”
	这对我来说，并不正确。其实我对许多事情都嫉妒过。巴什金能用特殊的唱诗般的声调说话的能力，能运用出人意料的比喻和语调的方法，我就很嫉妒。我记得他在讲一个爱情故事时，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像树洞里的猫头鹰那样，坐在斯维雅日斯克这个贫穷城镇的客店里。那是在秋天，十月份，连绵不断地下着雨，秋风吹拂，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拖着嗓门在唱歌似的，那歌没完没了：噢——噢——呜——呜——呜……”
	“……忽然，她回来了，那么轻盈、鲜艳，宛若旭日东升的云彩，而眼睛里呢——那灵魂的纯洁是虚假的。‘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声音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却又信以为真！——理性上我很清楚，而感情上却总是不相信她在撒谎。”
	在讲故事时，他的身体有节奏地摇晃着，微微闭起眼睛，并常用轻轻的手势触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他的声音低沉、浑浊，而他的话却是明确的，就像是夜莺在唱歌。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个人非常有趣地讲述了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方的故事，非常尖刻地嘲笑了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还神秘地讲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
	“这个沙皇当皇帝很能干。”
	小说里常常有这么一种“坏人”，这种人在小说结尾时却出乎读者的意料，变成一个宽宏大量的英雄。我觉得，特鲁索夫就好像是这种人。
	碰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到草地上和灌木林里去，在那里边吃，边喝，边谈自己的事情，多半是谈生活的艰辛啦，人际关系中稀奇古怪的纠葛啦，谈得特别多的还是关于女人的问题。他们谈论女人时带有一种怨恨，一种忧伤，有时也很能感动人，而且总带着某种窥视黑暗的心情，在这种黑暗里充满着令人害怕的意料不到的东西。有两三个夜晚，我和他们一起，躺在星光晦暗的黑天底下，在长满柳树的闷热的洼地里。由于这里靠近伏尔加河，空气潮湿，黑夜中船上的桅灯就像金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爬动，在黑压压的一片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团团火球和火网。这是富有的乌斯郎村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窗户里发出的亮光。轮船的蹼轮拍打着河水，发出沉闷的声音。在一排驳船上，水手们狼嚎似的喊叫着，什么地方有人用铁锤在敲打铁板，还悲凉地拉长声音在唱歌，排解着某人灵魂的郁闷，却给人们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愁思。
	令人更为忧伤的是听这些人轻声慢语的谈话——他们思考着生活，谈论各自的心事，却几乎谁也没有听谁的。他们在灌木丛里或是躺着，或是坐着，吸着烟，不时地、不急不躁地喝着伏特加酒、啤酒，回忆着各种往事。
	“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在黑暗中有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可听完他的故事后，大家都一致地说：
	“这是常有的事，常有这种事……”
	“有过”，“常有”，“司空见惯”——听着这些话，我觉得，好像今晚大家都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切都有过了，再不会有什么了！
	这种感觉使我疏远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不过我仍旧喜欢他们。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想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到挫折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了。当我饥饿、愤恨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不仅去反对“神圣的私有财产制度”，而且去干其他犯罪行为。不过，年轻人的浪漫主义并没有让我离开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低俗”小说外，我还读了不少严肃正派的书籍，它们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不大清楚，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叶甫列伊诺夫房子旁边那块荒地上，常常聚集着许多中学生玩击木游戏241，其中有一个叫古利·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皮肤有点儿黑，青蓝色的头发像日本人，脸上有许多小黑斑，像是抹上了火药末似的。他总是那么快活，玩得很灵巧，谈话也很俏皮，好像全身长满了各种天才的幼芽。他就像所有有才干的俄罗斯人一样，光靠这些天生的资源过日子，再不想去努力和发展了。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音乐鉴赏力，喜欢音乐，能像艺术家一样弹一手古斯理琴、三弦琴和手风琴，却不肯进一步地掌握更高级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穿得很坏；不过他那又皱又破的衬衣、布满补丁的裤子、磨穿了孔的破皮鞋跟他的豪勇的性格，跟他那结实身体的灵活动作和粗犷作风，倒是很相配的。
	他就像是一个长期卧床刚刚爬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刚被释放出狱的囚犯，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新鲜、很愉快，使他感到分外高兴，他简直就像花炮似的从地上直蹿起来。
	他听到我的生活如此困难和险恶，便建议我和他一起住，并劝我准备到农村去当教师。于是我便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又有趣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也许有多少代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地方。这是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它好像是那些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被生活抛弃了的幽灵从房主那里夺过来的战利品。普列特尼约夫住在通往阁楼去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一张床，走廊尽头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三个房间的门都通向走廊。有两个房间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住的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是患肺痨病的数学家，个子很高，很瘦，样子有点可怕，全身长满红黄色的硬毛，用肮脏的破布勉强遮住身体，透过破布的窟窿露出可怕的青紫色的皮肤和肋骨的骨架子。
	他好像仅仅是靠吃自己的指甲活着，把手指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日夜不停地画着什么，算着什么，并不断地发出喑哑闷人的咳嗽声。妓女们都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不过出于怜悯，又悄悄地在他的门边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糖。他从地上把一包包东西捡起来，带进屋里，像一匹疲惫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倘若妓女们忘记了或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带来礼物时，他就打开房门，嘶哑地朝走廊喊叫：
	“面包！”
	在他那陷进了黑眼窝里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躁狂者的傲气。偶尔有个小罗锅来看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在肥大的鼻子上架一副深度眼镜，头发灰白，在他那阉割派242教徒的黄脸上现出一种奸笑。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好几个钟头坐着不说话，奇怪地缄默着。只有一次，在深夜里，数学家的嘶哑的怒吼声把我惊醒了：
	“可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这是鸟笼，对！是耗子笼，对！是监狱！”
	小罗锅嗤嗤地尖声笑着，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奇怪的词，而数学家突然吼起来：
	“见你的鬼去！滚蛋！”
	当他的客人被赶到走廊里，气呼呼地一面尖叫着，一面用宽大的斗篷盖在身上的时候，变得非常凶狠的高个子数学家站在门槛上，用手指抓住自己头上蓬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喊道：
	“欧几里得243是个傻瓜！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使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震得房间里什么东西咕咚一声掉了下来。
	不久后我打听到，原来这个人想从数学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约夫在一个印刷所里当夜间校对员，一夜的工资是十一个戈比。如果我来不及挣到钱，我们一天就只能吃四俄磅的面包，二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做工，必须读书，我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费劲，尤其是那些语法，其反常、偏狭、死板的格式使我大伤脑筋。我根本不会把生动的、劳动生活中的俏皮而又灵活的俄语嵌进这些格式里去。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于我来说，学这些东西“太早了”，即便是我考取了乡村教师的资格，也不可能获得教师的职位——因为我的年纪还小。
	我和普列特尼约夫睡同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当他清早被一夜的校对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脸色变得更黑、两眼红肿地回来时，我就立即跑到小饭馆去提开水（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便在窗口旁边坐下来，就着茶水吃面包。古利常给我讲些报纸上的新闻，读一读那个署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写的打油诗。我对古利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感到很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旧花衣服和干拉皮条勾当的胖婆娘的态度一样。
	他就是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来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的，不过他付不起租金，就用说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来抵债。当他用男高音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放出一种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也当过歌剧团合唱队的演员，她对歌曲很内行，有时由于感动，泪水便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流到其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把泪水从脸上抹掉，然后再用肮脏的手帕拭擦她的手指。
	“哎哟，好古利！”她叹息道，“你真是个演员！你若是长得再好看一点儿，我要给你安排个好去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这些守空房的娘儿们消遣解闷！”
	这类“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就住在这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一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宽胸，胯股奇窄，站着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角被拆断了一点。这个大学生的脚掌很小，像是女人的小脚。他的脑袋也很小，并且深深地缩进肩膀里去了；头发是火红色的，像马鬃一样。在其苍白的贫血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凸形的绿色的眼睛。
	他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犬一样，饿着肚子好不容易巧妙地念完中学，进了大学，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软的男低音，便又想去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抓住这一点，便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富商太太。这位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是个干瘦、平胸的女人，直挺挺的像个大兵，干枯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发黑的眼窝里；她穿一身黑色连衣裙，戴一条老式丝绸头巾，两只耳朵上垂着一副深绿色的钻石耳环。
	她常常在晚上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富商太太准确地一跳，便进了大门，用坚定的步子往院子里走去。她的脸色显得很可怕，嘴唇严实地闭着，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用一种注定要受苦受难的眼神望着前方，但她又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紧张得好像把身子拉长了，脸孔绷得发痛，整个人都好像被扭曲了。
	“你瞧，”普列特尼约夫说，“真是个疯婆娘！”
	那个大学生憎恨这位富商太太，躲着她。她却像个残忍的讨债人或暗探那样跟踪着他。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酒后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凭我这副嘴脸和外表，人们也不会让我登台表演的，不会的！”
	“你就赶快了结了这件麻烦事吧！”普列特尼约夫劝导说。
	“是啊，可是我又可怜她！我受不了，可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跟我多么……唉……”
	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有一个晚上，我们听见了这个女人在楼梯上如何地用颤抖的声音向他哀求：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亲爱的！就——看在上帝面上吧！”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子，有车马，曾为一个产科学校捐献过几千卢布。
	而现在竟像乞丐一样在向男人乞讨抚爱。
	喝完茶后普列特尼约夫就睡觉了，我则出去找活干，直至很晚才回来。这时普列特尼约夫又要到印刷所去上班了。如果我带回来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就分给他一半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沿着走廊和“马鲁索夫卡”的小巷闲逛，看看我的这些新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住得非常拥挤，像是一窝蚂蚁，里面散发着酸臭刺鼻的气味，到处都有驱不散的仇恨的阴影。从早到晚都吵闹不安，缝纫机的响声轧轧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中了酒毒的半疯癫的艺人有腔有调地背诵独白，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却又难于解答的问题：
	“大家都这样活着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他的秃顶的周围长着红头发，颧骨很高，挺着大肚子，两条腿很细，嘴巴却很大，一口马牙齿；为了这牙齿，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红毛马”。这个人常在那些饿肚子的青年中间胡扯乱吹。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官司已经三年了。他见人就说：
	“我不想活了，我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叫他们成为要饭的乞丐，过三年乞讨的生活，然后我再用打官司赢来的钱财全部还给他们，并问问他们：‘怎么样，狗东西，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吗，红毛马？”有人问他。
	“不错，我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别的我什么也不干。”
	他天天都泡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委托的律师那里。晚上便常常带着许多大包小包的东西和一瓶一瓶的酒回来，就在那间天花板已经下垂、地板已经变形的肮脏的房间里，邀请大学生们、女裁缝们——所有想吃顿饱餐和喝口美酒的人一起举行热闹的宴会。“红毛马”自己只喝罗木酒，这种酒要是溅在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掉的深棕色的污点。他喝醉后大声喊道：
	“你们是我亲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全都是诚实的人！我却是个凶恶的坏蛋，是鳄——鳄鱼。我想吃掉我的亲戚——吃掉他们！真的，我拼死也要吃掉……”

第二节
	“红毛马”抱怨似的眨巴着眼睛，在他那古怪的高颧骨的脸上流淌着醉人的眼泪。他用手掌把泪水擦去，抹在膝盖上。他那条肥大的灯笼裤上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他大声喊道，“挨饿、受冻、穿破衣服——难道这就是法律？这样的生活能教我们什么呢？唉，要是沙皇知道了你们过这种生活……”
	于是他从衣兜里抓了一把各种颜色的钞票对大家说：
	“谁要钱用？拿去吧，兄弟们！”
	合唱团员们、女裁缝们贪婪地冲上去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哈哈大笑地说：
	“不，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大学生们的。”
	可是，大学生们没有去拿。
	“让你的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生气地喊道。
	有一次，他自己喝醉了酒，拿着揉成一团的十卢布的钞票，走到普列特尼约夫这边来，把钱往桌子上一扔说：
	“这钱——你要吗？我不要了……”
	他往我床上一躺，大喊大叫，并且号啕大哭起来。我们只好往他的身上浇水，往他的嘴里灌水。等他睡着了的时候，普列特尼约夫试图把钞票一张张展开来，可是不行。这些钞票卷得太严实了，只有把它们用水润湿后，才能一张张地揭开来。
	“红毛马”的房间窗口对着相邻房舍的石墙，房间里烟雾弥漫，非常肮脏、拥挤、闷气、嘈杂，令人害怕。“红毛马”叫喊得比谁都响。我问他：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而不住到宾馆去呢？”
	“亲爱的，就是为了心里痛快啊！和你们在一起，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毛皮匠的儿子表示同意地说：
	“对，‘红毛马’，我也是这样觉得。要是在别的地方住，我就完蛋了。”
	“红毛马”向普列特尼约夫请求：
	“你就弹个曲！唱个歌吧！……”
	普列特尼约夫把古丝理琴搁在膝盖上，唱道：
	红太阳啊，
	你快升起来吧，升起来……
	他的嗓子柔和婉转，动人心弦。
	房间里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默默地听着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和轻松悠忽的琴声。
	“唱得真好，鬼东西！”那个替富商太太解闷的倒霉的大学生说道。
	在这个大杂院里的许多古怪的居民中，古利·普列特尼约夫最有智谋。他能给大家快乐，他扮演着一个魔幻神话中喜神的角色，他的心里充满青春和耀眼的美，他会说一连串光华璀璨的好听的笑话，会唱美妙动听的歌曲，敢于尖刻地嘲笑人世间的旧风陋习，揭露生活中的粗俗谎言。他刚满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少年，可是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在困难时刻能够想出聪明的主意、能给大家帮助的人。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甚至老警察尼基福雷奇也常常狡猾地对普列特尼约夫笑脸相迎。
	“马鲁索夫卡”大院是上山去的必经之路，它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道。尼基福雷奇的岗亭离我们大院的大门不远，幽静地坐落在老戈尔舍奇纳街的拐角处。
	尼基福雷奇是我们这一段街道的老警长，一个高个子的干老头，胸前挂满奖章，有一张聪明的脸，笑容可亲，一双眼睛却是狡猾的。
	他对待这个人鬼共居的嘈杂的群体十分小心。他服装穿得整整齐齐，一天到院里来巡视几次，巡视时不慌不忙，查看房间里的各个窗口，就像动物园里的看守员检查笼子里的野兽一样。这一年的冬天，他从一个住所里逮捕了一名独臂的退伍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他们都是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参加过斯科别列夫244率领的阿哈尔-帖金远征军。被捕的还有左宁、奥夫相金、格里高里耶夫、克雷洛夫及另一些人，他们是因为企图建立秘密印刷所而被捕的。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礼拜天到城里热闹的大街上克柳奇科夫印刷厂里去偷铅字。他们就是为此事被逮捕的。还有一个晚上，宪兵们抓了另一个住在“马鲁索夫卡”的高个子的愁眉苦脸的人，我曾给他起过外号叫“活钟楼”。早晨，普列特尼约夫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对我说：
	“马克西莫维奇，真糟糕！快去！老弟，赶快……”
	他交代我该往哪里跑，并补充说：
	“千万要小心！那里可能有暗探……”
	委托我这个秘密任务，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像雨燕一样，快速地飞到了造舰区。在一家黑暗的铜器铺里，我看见一个卷头发的人，此人有一双不平常的黑眼睛，他正在镀一口锅，但他不像是个工人。在屋角里老虎钳旁有一个小老头，他用一根皮带把白头发拢起来，正在制作一个铜活塞。
	我问铜匠：
	“你们这里有什么活可干吗？”
	小老头生气地回答说：
	“我们有的是活，只是没有你的活。”
	那个青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镀他的锅。我用脚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脚，他又惊异又生气地用眼睛死盯着我，一只手抓住锅把，好像要把锅向我扔过来似的。但他看见我向他使眼色后，便平静地说：
	“走吧，走吧！……”
	我又给他递了个眼色，便走出门外去，站在街上。卷发青年直了直身子也走了出来，默默地盯着我，一面点燃了一根烟。我问道：
	“你是吉洪吗？”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生气地皱起眉头，用眼睛探察着我。
	“你说的是哪一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的助祭。”
	“是吗？”
	“我说完了。”
	“彼得，像教堂的助祭。所有这些又与我何干呢？”铜匠问道。这种问话的口气更使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工人。我一面跑回家，一面感到自豪，因为我已完成了重托。这就是我参加的第一次“秘密”工作。
	古利·普列特尼约夫跟他们很接近。可是当我请求他介绍我加入他们的团体时，他却说：
	“老弟，你还小！你好好读书吧……”
	叶甫列伊诺夫倒介绍了我同一位秘密的人物245认识。这次认识事先作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使我感到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叶甫列伊诺夫把我领到城外的阿尔斯科耶波列去。路上他警告我说，这一回见面要非常小心，要严守秘密。然后他指给我看远处那个在旷野里漫步的一个小小的灰色人影。叶甫列伊诺夫向四面环顾一下，小声说：
	“那就是他！找他去吧，等他站住时，你就走过去对他说：‘我是刚来的……’”
	秘密活动总是愉快的，不过这一次却使我觉得有点儿可笑：炎热的大白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像一根灰色的草根在野地里摇动，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我在墓地门口赶上了他，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青年人，有一张干巴巴的小脸蛋儿，一双小鸟一样的圆眼睛，眼神却是严厉的。他穿着中学生的灰大衣，原有的浅色扣子都已脱落，缀上了一些黑色的骨扣，旧帽子上还残留着帽徽的痕迹。总的看，他还显得有些稚气，却好像急于装成大人的样子。
	我们在坟堆中间灌木丛的阴凉处坐下来。他说话干巴巴的，一本正经，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他生硬地问我读过什么书，然后建议我参加由他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我同意了。接着我们就分手了，他先走，小心地向旷野四周张望着。
	加入小组的还有三四个青年，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我根本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书和车尔尼雪夫斯基246对这些书的评注。我们常在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247家里集会。米洛夫斯基后来用叶列翁斯基的笔名写过短篇小说，他写完第五本书后便自杀了。像这样随意自杀的人我见得多了！
	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思想言行谨小慎微。他住在一个很肮脏的房子的地下室里，为了保持“身心平衡”，平时还做些木工活。跟他在一起，我感到乏味。穆勒的书也不能吸引我。我发现，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早就十分熟悉，我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已直接领会了，而且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我觉得，所有为“他人”的幸福和安乐卖过力气的人对此都十分清楚，没有必要用如此艰深的文字去写这种大厚本的书。地下室充满了胶水的气味，肮脏的墙上爬满了蛆虫，瞅着它们，在这里坐两三个小时，真是不好受。
	有一天，小组的教课老师没有按时到达，我们以为他不会来了，于是就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举办一个小小的酒宴。突然，我们的老师的一双灰腿在窗口旁边一闪而过。我们刚把伏特加藏在桌子底下，他就进来了，并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精深的结论。我们大家都像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提心吊胆地担心谁一伸脚把酒瓶碰倒了。结果恰恰是我们的老师把它碰倒了。他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要是他狠狠地骂我们一顿，我们倒还好受一些！
	他的沉默，他那严肃的脸色和生气地眯缝着的眼睛使我非常难受。我偷偷地看了看我的伙伴们，他们也羞愧得面红耳赤。虽然伏特加酒不是我建议买的，但在教师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有过失，从内心里表示歉意。
	我觉得这种学习枯燥乏味，真想跑到鞑靼人的村镇上去，因为那里的人过着一种特别的纯正的生活。他们是一群心地善良的温和的人，操一口可笑的不大标准的俄语。每天晚上都有执事僧用奇怪的声音从伊斯兰教堂的高楼上召唤他们去做晚祷。我想，鞑靼人过的全然是另一种生活，不像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生活。
	伏尔加河上那劳动生活的音乐令我向往。这种音乐至今仍然使我身心陶醉。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我初次体验到的那富有诗意的英勇劳动的一天。
	一艘运输波斯货物的大货船在喀山附近触礁了，船底被撞穿。码头搬运组的人把我带去卸货。这是在九月份，从上游吹来的风，在灰色的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涛，狂风卷着浪花，散落着毛毛冷雨。搬运组有五十多名工人，身上披着蒲席和帆布，阴郁地坐在空驳船的甲板上。空驳船由一艘小拖轮拖着。小拖轮喘着气，在雨中喷出一束束红色的火花。
	天黑了。潮湿的铅色的天空变暗了，低垂在河面上。搬运工人又是喊又是骂，诅咒风和雨，诅咒生活，迟缓地在甲板上蠕动着，力图躲避寒冷和潮湿。我似乎觉得，这些半睡半醒的人没法干活，挽救不了这艘快要沉没的货船。
	至半夜，我们才到达货船触礁的地方。我们把空驳船与触礁的船甲板对甲板牢牢系在一起。搬运组的组长是个凶恶的老头，满脸麻子，很狡猾，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钩鼻子，而且满口下流话。他从秃顶上摘下湿漉漉的便帽，用女人一样的尖声喊道：
	“伙计们，祈祷吧！”
	甲板上的搬运工挤成黑压压的一团，像狗熊一样呜呜叫着。组长最先做完了祈祷，又尖声喊道：
	“喂，上灯！小伙子们，露一手吧！孩子们，卖力啊！上帝保佑，开始干吧！”
	于是这些心情沉重、没精打采、全身湿漉漉的人们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像投入战斗似的跳到那艘快要沉没的货船的甲板上，又嚷又叫，并且说着各种俏皮话。在我的周围，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和羔皮，像鸭绒枕头似的轻快飞过去。粗壮的人影在跑动，用呼号、呼哨、难听的叱骂相互鼓励着。真难以相信，刚才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风雨和寒冷，心情沉重、闷闷不乐的人们，现在却如此轻松、欢快、生龙活虎地干起活来。雨下得更大了，天气变得更冷了，风也吹得更猛了，把人们的贴身衬衣都掀了起来，翻卷到头上去，露出了肚皮。在潮湿的黑夜里，这些黑色的影子在六盏提灯的微光下跑来跑去，在货船的甲板上响起咚咚的踩踏声。他们干得如此带劲，好像大家都十分渴望劳动，早就期盼着享受这种投掷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着货包快跑的乐事了。他们干活，就像儿童玩快乐的游戏一样，陶醉在欢愉之中，像拥抱女人一样，再甜蜜不过了。
	一个留着大胡子、穿哥萨克紧身上衣的大个子，衣服湿透了，光滑滑的，多半就是船主，不然就是船主的代理人，他突然激动地大声喊道：
	“坏小子们，我赏你们一桶酒！小强盗们，两桶也可以！干吧！”
	在黑暗中，从各个不同方向传来几个人的粗哑的声音：
	“三桶！”
	“三桶就三桶！干吧，加油干啊！”
	于是大家干起活来像旋风一样，更来劲了。
	我也抓起一袋米，扛起来，抛下去，再跑回来，再去扛。我觉得我自己及周围的所有人都在跳狂欢舞似的，这些人竟可以整月整年不知疲倦忘我地欢快地干活，好像他们可以抓起城里的一个个钟楼和高塔，让城市搬到随便想要搬去的地方。
	这一夜我过得从未有过的快活，真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在半疯狂的愉悦中劳动下去。船舷外波涛滚滚，大雨抽打着甲板，河面上狂风呼啸。在黎明的早雾中，这些半裸着身体、全身湿透了的人不停地奔跑着，叫喊着，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这时大风已吹散了浓重的云堆，在浅蓝色明亮的天空上透出了红色的阳光，这群欢快的野人抖动着湿漉漉的胡须用友好的喊叫声迎接了太阳。这些可爱的两脚兽在劳动中是多么的聪明和灵巧，多么忘我而入迷，真叫人想去拥抱和亲吻他们。
	看来任何东西也抵挡不住那股快活兴奋的强大力量，它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奇迹，像预言式的神话里所说的那样，一个晚上便遍地布满美丽的宫殿和城市。阳光对人们的劳动才光顾两分钟，又浓云密布，把阳光遮住了，就像小孩掉进了大海里。雨也越下越大，变成了瓢泼大雨。
	“停工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但他立即遭到愤怒的抗议：
	“我看谁敢停！”
	这些半裸着身体的人冒着瓢泼大雨和烈风一直在干活，没有歇息，直至下午两点钟把全部货物搬完。这不能不使我由衷地认识到，人间的大地充满何等强大的力量。
	后来我们回到轮船上，大家都像醉汉似的倒下睡着了。轮船抵达喀山时，人们就像一股灰色的沙流，涌上沙岸，去喝那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里，小偷巴什金走过来，打量了我一眼，问道：
	“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我很高兴地对他讲了劳动的事情。他听完后，叹息了一声，轻蔑地说：
	“傻瓜，比傻瓜还不如——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扭摆着身体，像鱼一样，在密密麻麻的酒桌中间溜走了。他的身后，搬运工人正热热闹闹地大吃大喝。屋角里有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猥亵的小调：
	哎咦，这是在半夜三更——
	老爷家的太太到花园里去寻欢——哎咦！
	十多个声音震耳欲聋地吼起来，许多人用手掌敲打着桌子：
	更夫巡逻来了，
	他看见——太太正躺在……
	哈哈的大笑声、口哨声、雷鸣般的说话声，大家都没脸没皮地胡说八道，说些人世间少有的粗俗话。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小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捷连科夫。他的铺子隐蔽在一条贫穷偏僻的街道的尽头，在堆满垃圾的沟壑上面。
	捷连科夫一只胳膊残疾，面容和善，留着浅色的胡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家里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里面有不少的禁书和孤本。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都要借用这些书。
	捷连科夫的小铺子就在一个搭出来的矮房子里，与银币兑换商阉割派教徒的房子相连。小铺子的门通向大房间，大房间只靠一扇朝院子开的窗户送来微弱的亮光。大房间过去是窄小的厨房，厨房后面，在矮房子与大房间之间的阴暗走廊的拐角处，隐藏着一个包房，那个秘密的图书室就在这里。图书室里的书一部分是用钢笔抄录的，钉成厚厚的本子，像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248、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论文249，还有《沙皇即饥饿》250《狡猾的圈套》251——所有这些手抄本都被翻破揉坏了。
	我头一次到小铺时，捷连科夫正忙于招待顾客，他朝通向大房间的门对我点点头，我走进房间，在昏暗中看见屋角里跪着一个小老头，模样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他还在虔诚地祈祷。看见这个小老头，我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抵触的感觉。
	我听人家说，捷连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观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当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位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房间里是多余人。
	祈祷完了之后，他仔细地抚平自己的头发和白胡子，端详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而您是谁呢？原来是您？我还以为是个乔装的大学生哩。”
	“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呢？”我问道。
	“是呀，为什么要乔装呢？”老头小声应和道，“其实随便您怎样乔装，上帝都会认出来的。”
	他走进了厨房，我则在窗口边坐下来，沉思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瞧，他就是这样子！”
	厨房门框边站着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而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蓝眼睛，她那模样儿很像是粗劣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吃惊呢？难道我是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手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好像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悬空的、摇摆不定的缆索上。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好像脚底下扎进了许多针刺似的，墙壁又烫着她那浮肿的手，手指头则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动弹。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里感到极端狼狈和揪心的怜悯。在这个阴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来时是如此小心谨慎，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的身下飞走。她天真无邪地告诉我，她开始行走只有四五天，这之前几乎有三个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脚都瘫痪了。
	“这是——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很想听到她的病状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又住在这样奇怪的房间里，只说她是神经麻痹症——这也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一切东西都胆怯地紧偎着墙壁，而在圣像前的一角却过于明亮地点燃着一盏神吊灯，神吊灯的铜链子的影子，无端地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爬动着。
	“人家对我谈过许多有关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的声音很尖细，听来像是小孩子说话。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目光打量着我。在她的蓝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穿透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有默默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252、达尔文253、加里波第254的画像。
	一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小青年从小铺里走出来，淡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无礼的眼睛，跑进厨房去时，沙哑地喊了一声：
	“你怎么爬出来了呢，玛丽娅？”
	“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在产科学校学习，可现在病了。您干吗不说话呢？您感到拘束吗？”
	安德烈·捷连科夫走了进来，他把那只残疾的手塞进腰里，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抚弄着妹妹的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很乱，然后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位火红色卷发的姑娘，身材匀称，有一双发绿的眼睛，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便拉着白衣姑娘的手说：
	“看够了，玛丽娅！”
	她把她带走了。
	一个姑娘叫这种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适，太刺耳。
	我也走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可是过了一天，我又坐在了这个房间里，试图弄明白，这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很奇怪。
	那个亲切、温和的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全身透亮，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微笑着，翕动着黑色的嘴唇，好像是在恳求说：
	“你们别来碰我！”
	他成天像兔子一样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大难临头。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一只手残疾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上衣，胸前沾满了油污和干硬得像树皮一样的面粉疙瘩。他在房间里侧着身子走路，负疚地微笑着，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刚被饶恕的孩子。帮他卖货的弟弟阿列克谢是个又懒又笨的青年。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念书，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有假日才回家，他个子矮小，衣服整洁，头发梳得光亮，像一个衙门里的老官吏。生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一旦她走了下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捷连科夫一家的家务是由那位与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的，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妇女，一张木偶似的脸，一双凶狠的像修女一样严厉的眼睛，她的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也经常在这里转来转去，每当她用绿色的眼睛看男人时，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停地翕动起来。
	不过，捷连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们一心关怀俄国人民，担心俄国的未来，每当读到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书本上的某些论断，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情绪激昂地当晚从喀山的各条街道跑到捷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展开狂热的争论，或者就在一些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带着厚厚的书本，用手指戳着书页的内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论证着自己喜爱的真理。
	诚然，我不大明白这些争论。在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真理已经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那样稀少了。有些大学生使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不过我也明白，眼下这些大学生，他们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虽然这种真意被他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冲淡了，但也没有完全被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任务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我常常感到，在这些大学生的话语中鸣响着一种我没能说出来的思想，而且我对这些人的喜欢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就像一个囚徒被许诺获得自由那样。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可以做成一件不寻常物品的木料一样。
	“一块天生的好材料！”他们都这样介绍我，并带有一种骄傲，好像街上的顽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铜板拿给别人看似的。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称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时感到，我的智力发展也受到指导者的压制，比方，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名为《箴言与格言》255的书，我很想读读这本书，便去向神学院一个大学生借阅。
	“真有你的！”这位脑袋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的大主教讥讽地大声说道，“老弟，你这是胡闹。人家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不适合你的，你就别到处乱抓！”
	这个教师的粗暴的腔调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后来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打工赚来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捷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有一回，我读过《社会科学入门》256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对组织人类生活的作用，而对有进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猎人贬得过低，我把我的怀疑向一位文科大学生讲了，这位大学生在其女人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整整一个钟头对我讲述了“批评权”问题。
	“为了得到批评权，就必须信奉某种真理；您信奉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时也读书——用书盖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别人。他患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也还在叫喊：
	“道德应当在自身中把自由与强制因素调和起来。调和……和——和……”
	这是一个柔弱的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身体慢慢地垮下来了，加之他固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快乐。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起来时，他那双可爱的乌黑的眼睛就会像小孩子那样幸福地笑起来。离别喀山十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碰见了他，这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学学习了。我觉得他依然沉溺于各种矛盾思想的蚂蚁堆里。他眼看就要死于肺结核了，还竭力要把尼采257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曾经用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着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声音沙哑地对我说：
	“矛盾不能统一，就无法活了！”
	他死在去大学上课路上的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为理智而献身的殉难者，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常在捷连科夫家聚会的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258。偶尔也看见一个宽胸的大个子259，他一脸又宽又浓的大胡子，脑袋剃成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上衣，纽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个角落里，叼一根短烟斗，用一双静观默察的灰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经常停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掂量着我，于是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说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欢。过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察出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也涵纳着某些可怜的虚假思想。这个大胡子勇士为何默不作声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260，好像除了安德烈·捷连科夫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他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去和他认识。我并不是因为羞怯或者胆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种好奇心强、过于焦急的毛病，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一辈子不能严肃地致力于某一件事情。
	当他们谈论人民时，我总是惊讶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伟大品格的近乎神圣的统一的载体。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看见的是木匠、搬运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高利，可是他们这里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把自己置于比他们更低贱的地位，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我却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着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并表现出渴望按照某种新的博爱精神自由地去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在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们中没有看见过这种博爱，可是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鸣响着博爱，每一道目光中都闪耀着博爱。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那些描写黑暗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殉道者的朴素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
	安德烈·捷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的小铺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身上。他在这些人中间打转转，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为大主教服务一样，不掩饰自己对这群读书人的聪明才智表示的喜悦心情，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残疾的手掖在腰里，用另一只手整个地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
	“你觉得好吗？对，就是好！”
	而当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种跟鸡叫似的怪嗓子）阴阳怪气地反对这些民粹派时，捷连科夫便吃惊地闭上眼睛，低声地说：
	“真是捣乱鬼。”
	他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样，但是那些大学生对待他，却好像老爷对待雇工一样，粗暴且不客气，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经常是把客人送走了，而把我留下来过夜。我们先是打扫房间，然后在地板上铺一块毛毡，接着便躺下来，在黑暗中，在勉强有点亮光的神灯下，友好地、低声地交谈许久许久。他像一个圣徒那样怀着暗自的喜悦对我说：
	“将来聚集起几百个这样的好人，他们将占据俄国各种重要职位，立即就可以改变整个生活。”
	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红头发的娜斯佳姑娘。在人们面前，他用主人下命令的口吻干巴巴地跟她说话，并尽量不看她那生气的眼睛，但却用爱慕的眼神目送着她走过去的身影，而当他同她单独说话时，却显得很狼狈，羞怯地微笑着，老是捋自己的胡子。
	他的小妹也常站在一个角落里听这些唇枪舌剑。由于专注和紧张，她那孩子气的脸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很大，每当听到特别激烈的话时，她就会大声地吁一口气，就像是一瓢凉水泼在她身上似的。在她的旁边则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的学生像一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他用神秘的不高的声音跟她说话，动情地皱着眉头。看到这一切，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是过不下去的。由于我迷恋于周围出现的一切事情，所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得依靠别人的面包过日子，但是这种面包还真不好咽啊！我必须找个过冬的“地方”。于是我就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关于我生活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在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都做过描写。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时期。
	不仅肉体上艰苦，精神上更加艰苦。
	我来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工作后，便在我和我以前天天都见面和交谈的那些人中间筑起了一道“忘记的高墙”。他们中谁也没有到面包坊里来看过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无法去看捷连科夫。在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同面包坊的伙伴们一块待着。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把我看成是滑稽的小丑，另一些人则像孩子对会讲有趣故事的人那样，带一种天真的爱慕。鬼才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故事，不过我讲的一切当然都是能引发他们向往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这方面我常常是成功的，因为我看见，在他们的浮肿的脸上出现了人类的悲伤，眼睛里则冒着屈辱和愤怒的火花。我心里感到过节一样的快活，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教化”人民了。
	诚然，我更是常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缺乏知识，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也不能解答。这时我觉得我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那里人们像蛆虫一样盲目地爬动，只想忘掉现实生活，跑到小酒馆里，乃至妓女的冷冰冰的怀抱里去消愁解闷。
	他们每月在领工资的那一天都一定去逛妓院。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一周之前，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乐事了，嫖娼之后他们也许久都在谈论这种甜蜜的感受，厚颜无耻地吹嘘其性交的能力和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边说边嫌恶地吐唾沫。
	可是真奇怪！听到所有这些话时，我都觉得悲伤和羞耻。我知道，在妓院里花一个卢布可以买一个妓女陪你过上一夜。我的伙伴们对这种事感到有犯罪感而惶惑不安，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有一些人过于放纵无度，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做作的。对两性关系我极其好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也特别敏锐。当时我还没有受用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极不愉快的境地。妓女们和伙伴们都狠狠地奚落我。后来他们就不约我去妓院了，并公开对我说：
	“老弟，你就别跟着我们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我紧紧地抓住这句话，感到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说得很明白。
	“瞧你，跟你说了——别去！跟你一起真没劲……”
	只有阿尔焦姆冷笑着对我说：
	“跟你就像跟牧师或跟神父在一起似的。”
	妓女们开始时笑我太拘谨，后来便生气地问道：
	“你嫌弃我们吧？”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包鲁哈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领班婆，她用像良种母狗那样的聪明的眼睛瞅着我说：
	“姑娘们，放了他吧！他一定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青年，肯定有未婚妻，肯定有！”
	她是一个女酒鬼，喜欢狂饮。喝醉时，丑恶至极，可是清醒时，她对待人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对人的行为意义的冷静探索，又令我感到惊奇。
	“最令人不能理解的人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她对我们的伙伴说，“他们是这样地玩弄姑娘的：首先吩咐姑娘们在地板上抹上肥皂，然后让一个脱光衣服的姑娘四肢朝下，手脚都放在四只瓷盘上。大学生按住姑娘的屁股用力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多远。一个姑娘做完了再换第二个。瞧，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扯谎！”我说。
	“哎呀，这可不是扯谎！”捷列扎没有生气，而是平静地说道。不过在这种平静里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
	“这是你捏造的！”
	“本姑娘怎么会捏造这种事情呢？难道我疯了吗？”她瞪圆眼睛问道。
	大家都贪婪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依然用冷漠的语调讲述着嫖客们玩的鬼把戏。她只想弄明白一点：这是为什么？
	听众都厌恶地吐唾沫，狠狠地骂大学生。我看得出来，捷列扎有意在激发人们对我们所喜欢的大学生的仇恨，于是我就说，大学生是爱人民、希望人民好的。
	“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雅街上那所普通大学的大学生吧！而我说的却是神学院的大学生，从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这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全都是孤儿，而孤儿长大后一定是小偷，或者就是胡作非为的坏蛋；他们长大后一定是坏人；他们无牵无挂，无情无义，这些孤儿！”
	“领班婆”的心平气和的讲述和妓女们对大学生、对官吏，以及一般的对那些“圣洁的嫖客”的深深的怨恨，在我的伙伴们的心里引起的不仅是憎恶和气愤，而且还有喜悦，他们说：
	“这么说来，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
	听到这种话，我感到非常难受和痛苦。我发现，这些人汇集到这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来，就像是全城的垃圾汇集到这个大坑里来一样，这些垃圾会在烟雾腾腾的火光中滚沸起来，然后充满仇恨和怨气，重又流散到城市里去。据我的观察，他们是出自本能，是由于生活的烦闷无聊而走进这个深坑的，他们用荒唐的词句编造那些动人心弦的歌曲，颂扬爱情的恐惧和痛苦，讲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丑闻和逸事，嘲笑和敌视那些不理解的事物。我还认为，这些妓院也像一所大学，我的伙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毒性极大的知识。
	我看到，那些“供人取乐的姑娘”怎样地在肮脏的地板上爬动，懒洋洋地拖着沙沙响的步子；怎样地在手风琴的令人厌烦的呜呜声中，或者在破钢琴的恼人的颤音里难受地扭动着松弛的身体。看着她们，我心里产生一种模糊不清却又非常不安的思绪。周围的一切都令人烦闷。一种想一走了之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使我的心情变得糟透了。
	在面包作坊里，只要我说到有些人大公无私，说他们在为人民寻求自由幸福的道路时，就会遭到反驳：
	“可是，妓女们谈到他们时并不是这样说的呀！”
	于是他们便毫不留情地、凶狠地嘲笑我。不过我也是一条好斗的小狗，我感觉自己并不比那些老狗愚蠢，而是更勇敢些。我也发怒了，并且开始明白，思考生活并不比生活本身轻松。我心里对这些一起工作的、固执而又难缠的伙伴们也有一种突发的憎恨，尤其使我愤恨的是他们的忍辱和顺从，他们竟甘心受醉鬼老板的半疯狂状态的挖苦嘲弄。
	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好像命运在有意作难，偏偏又碰到一种新奇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与我敌对的，却仍旧搅得我心烦意乱。
	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狂风怒吼，疾风像是要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并把它撒落到地下，让大地盖满厚厚的冰雪，似乎地球的末日到了，太阳熄灭，再也不会升起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谢肉节261当天，我从捷连科夫家回到了面包作坊。我顶着大风，闭上眼睛，穿过浑浊的翻腾的飞雪，向前迈着步子，突然——我摔倒了，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的身上。我们两人互相对骂起来，我用俄语，他却用法语。
	“噢，魔鬼……”
	这一摔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把他扶起来，让他站着。他是个小矮个儿，很轻捷。他推开我，愤怒地叫道：
	“我的帽子？见你的鬼，给我帽子！我要冻坏了。”
	我在雪地里找到他的帽子，拍了拍，戴在他那毛发竖起的头上。但他把帽子摘下来，抖了抖，用两种语言骂我，赶我走。
	“滚蛋！”
	突然，他猛地朝前走去，消失在暴风雪里。后来我又看见了他。他不走了，双手抱着已经灭了灯的路灯杆子，不停地说：
	“列娜，我要死了……噢，列娜……”
	显然，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把他丢在街上，大概会被冻死的。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是哪条街呀？”他哭泣着喊道，“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一边搂着他的腰，领着他走，一边问他的住地。
	“在布拉克区，”他嘟哝着，全身发抖，“在布拉克区……那边是澡堂，是家……”
	他，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弄得我也走不好路。我听见他的牙齿在打战，发出某种声音：
	“西丘沙维。”262他一边推我，一边嘟哝道。
	“你在说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声音清晰地说，我觉得他还说得很自豪：
	“西丘沙维乌日杰面。”263
	接着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呵气，摇晃着，差一点摔倒了。我蹲下来，把他背起来，朝前走。他把下巴紧贴着我的后脑壳，嘟哝道：
	“西丘沙维……我可快要冻死了，啊，上帝……”
	到了布拉克区，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房子。最后我们终于爬进一间厢房的穿堂里，这厢房隐藏在院子的深处，淹没在飞雪的旋风里。他摸索着房门，小心地敲了一下，并带着嘘声轻轻地说：
	“嘘！轻一点……”
	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来开门，手里拿着点燃着的白蜡烛。她默默地站在一边，给我们让道，同时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个长把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对她说，这个人的双手好像冻伤了，必须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安排他睡到床上去。
	“是吗？”她声音洪亮、清脆地问道。
	“应把他的双手放在凉水里浸泡……”
	她没有说话，只用长把眼镜朝屋角里指了一下，屋角的画架上是一幅画着河流和树木的风景画。我惊讶地瞧了妇女的脸一眼，那脸奇怪得毫无表情。她转身朝屋角的桌子边走去，桌子上点燃着一盏带粉色灯罩的灯，她就在桌边坐下来，并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牌“红桃J”，仔细地观察起来。
	“您家里有伏特加酒吗？”我高声问道。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把纸牌摊在桌子上。我领回来的那个人则坐在椅子上，头垂得很低，冻红的双手耷拉在身体两边。我把他安放在长沙发上，开始给他脱衣服。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仿佛在梦中一样。长沙发上面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有一个带白丝绦蝴蝶结的金色花冠，颜色已显得暗淡，在白丝结的末端印着下面几个金字：
	献给绝代佳人吉尔塔264
	“见你的鬼，轻一点！”当我为这个人按摩双手时，他呻吟地说。
	那个女人仍在专心致志地、不声不响地玩纸牌。她的脸是尖削的，像鸟嘴一样，瞪着一双呆板的大眼睛。瞧，她用两只少女般的小手拍打着自己蓬松得像假发一样的灰色头发，柔和而又响亮地问道：
	“乔治，你见到米沙了吗？”
	乔治推了我一下，赶快坐起来，连忙说：
	“他不是到基辅去了吗？……”
	“是的，是到基辅去了。”这个女人说道，眼睛仍然没有离开纸牌。我发现，她的声音单调而又毫无表情。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吗？”
	“啊，是的，很快。”
	“是吗？”女人重复了一句。
	乔治半裸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来，两个箭步跪在女人脚下，用法语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很安心。”她用俄语回答他。
	“我迷路了，你知道吗？暴风雪，可怕的风，我以为我要被冻死了。”乔治急忙地说，并用手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的手。他大概四十岁，一张红色的厚嘴唇，脸上长满胡须，显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使劲地揉搓自己圆脑壳上猪鬃般的灰色头发，越说越清醒了。
	“我们明天就到基辅去。”女人说，既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肯定。
	“对，明天就去，你现在该休息了，你怎么还没有睡呢？已经很晚了……”
	“米沙他今天不回来了吗？”
	“啊，不会回来了！那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吧，睡觉去……”
	他拿起桌上的灯，领着她走进了书架后面的小门。我独自在外屋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想，只听见他那轻轻的有些嘶哑的声音。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抓挠着窗玻璃。在融化了的一洼雪水里模糊地映照出蜡烛的火焰。屋子里堆满了杂物，散发出一股暖洋洋的奇怪的气味，使人昏昏欲睡。
	乔治出来了，手里拿着灯，摇摇晃晃，灯伞撞击着灯泡子，发出叮当声。
	“她睡下啦。”
	他把灯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房间中间，眼睛并不看我地说：
	“嗯，该说什么呢？要不是你，我大概已经冻死了……谢谢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侧着耳朵倾听着隔墙房间里发出的窸窣声，全身发颤。
	“这是您的妻子？”我小声问道。
	“是妻子，是一切，是整个生命！”这个人望着地板不大响亮却十分清楚地说，然后又狠狠地用手搔自己的头。
	“喝点茶，要吗？”
	他无精打采地朝门口走去，但突然又停住了，因为他刚想起来，他的女用人由于吃鱼吃得太多，肚子撑坏了，已送进了医院。
	我提出我去烧茶炊，他同意地点点头。他显然忘记了他自己还半裸着身子，光着脚板在湿地板上噼噼啪啪地走着，把我领到小厨房里。在这里他背靠着火炉，再一次对我说：
	“要不是你，我已冻死了——谢谢！”
	突然他全身哆嗦一下，用惊恐的睁得很大的眼睛盯着我。
	“要是我真的死了，她会怎么样？噢，上帝……”
	他快速地朝黑暗的门洞望了望，小声地说：
	“你知道吗，她是个病人，她有一个儿子，是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而她还一直在等着他回来，已经等了差不多两年了。”
	后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用异乎寻常的词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地主，而他自己则是一位历史教员，曾给她儿子当过家庭补习老师，然后就爱上了她，于是她离开她原来的丈夫——德国人，一位男爵，到歌剧院当了演员。他们俩生活得很好，尽管她的第一个丈夫采取种种手段加以破坏。
	他眯缝着眼睛继续讲着，同时紧张地注视着肮脏厨房的一个阴暗角落，然后又死盯着火炉旁边地板上一个腐烂了的洞口。他喝茶时，烫着了嘴，皱起眉头，惊慌地眨巴着圆圆的眼睛。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他又一次地问我，“是啊，烤面包的，工人，奇怪，不大像。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话时，显得有点儿不安。他用一种受害人的目光不信任地看着我。
	我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他静静地叹了口气，“原来是这样……”
	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265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歪扭着脸，开始激奋地用令人感到很不自然的尖细而又破碎的声音说：
	“这个故事很诱人，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想过：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来可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神父，他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研究了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可是这一切又怎么样呢？”
	他忽然站起来，坐在椅子上，仔细地听听周围有什么情况，然后对我说：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而杜撰出来的。生活是无理性的，是无意义的。没有奴隶制度就没有进步，没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人类就会故步自封。我们想要改善生活，减轻劳动，只会使生活更困难，使劳动更沉重。工厂、机器不就是为了生产机器，再生产机器吗？这真是太愚蠢了！工人变得越来越多，可是需要的只是农民，粮食的生产者。粮食——这就是一切，需要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就是粮食。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而希望得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这些惊人的思想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是那么尖锐，那么露骨！由于过于兴奋，这个人尖叫了一声，胆怯地把目光停留在朝内室敞开的门上，看了一会儿，听见没有声音，才又怒气冲冲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所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他用神秘的低语，用我听不懂的词语和未曾读过的诗句谈起了女人，于是他突然变得有点儿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亚特里奇266、菲娅美达267、劳拉268、妮侬269。”他小声地念出了几个我不熟悉的名字，并讲述了某些国王和诗人们的恋爱故事，朗读了法国诗歌，还用他那裸露到肘部的瘦胳膊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270我听到了他那狂热的絮语，想起了这些曾印在一本革命小册子《沙皇即饥饿》的书名下面的题词。这使我感到这些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使我非常震惊。
	早晨我从厨房出来时，墙上的小钟才指着六点零几分。我在灰暗的晨雾里踏着积雪，听着暴风雪的吼声，想起了那个受尽了折磨的人的暴怒的尖叫声。我感到他的话像什么东西哽在我的喉咙里，憋得很难受。我不想回面包作坊里去了，不想看见什么人，于是披着一身白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闲逛起来，一直到天亮，直到雪浪中开始出现居民身影的时候。
	从此之后我再没有碰见这个教师，也不想碰见他。不过我还是不断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和劳动没有益处的话。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不识字的云游派教徒，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些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具有极高文化水平的人，还有一些修士、司祭、神学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研究新活力论的生物学家等也说这些话。不过这些思想已不像当初那样使我感到震惊了。
	瞧，就在两年前，即在我听过历史教师首次谈话的三十多年后，我突然又从一个我熟识的老工人那里听到几乎用同样的语调说出的同样的思想。
	有一天，我在这个老工人那里跟他随便“谈心”。他苦笑着自讽为“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那种大概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无畏的直率口吻对我说：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姆奇，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幽静的角落和一个女人，为的是，我想吻她的时候就吻她，而她则用灵魂和肉体的忠实来回报我——这就够了。您是在按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您是中了毒的人了，对于您来说，思想高于活人，您在按犹太人的方式想事：人是为了星期六而生的？”
	“犹太人却不是这么想的……”
	“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一个无知的民族。”他回答道，把烟头丢进河里，并看着烟头落下水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一条花岗石的长凳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色明媚的夜晚，我们两人白天都过着无谓的紧张的生活，本想做点好事，有益的事，却事与愿违，白费力气，弄得自己精疲力竭了。
	“您和我们在一起，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不喜欢过安静日子，他们早就在结党造反。他们像耶稣一样，是幻想家，为了上天堂，就造起反来。这些知识分子也一样，为了乌托邦而造反。一旦幻想家造起反来，所有其他的废物、坏蛋和流氓也跟随他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都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生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工人为了革命而暴动，他们是要争得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当他们获得全部政权后，您想，他们还会赞成建立一个国家吗？根本不会！到那个时候，他们将四分五裂，各奔东西，冒着风险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
	“您还说到机器，是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捆绑得更结实。不，人必须从多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想要的是安静，工厂和机器不会给人以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只需要一间小屋，何必偏偏去建造一座大城市呢？成堆的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里——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气设备。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将会是多么轻松！我们这里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闹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乃是害群之马。”
	我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坚决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我的交谈者冷笑了一下说，“只是您别生气，我敢肯定，我们有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要安排得简单一些，这样就会让人们觉得更舒适些……”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他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流露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他交谈过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千百万俄罗斯人真的只是因为心中抱着减轻劳动的希望，才甘愿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难吗？花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享受。这句话就跟一切不能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十分诱人的、吸引人的。
	于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271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噢，不是！
	我就是我，终生都没有变——
	我不喜欢拨弄一个一个的棋子，
	我要把整盘棋搅乱。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一切革命都更明智，
	它本来可以摧毁一切——
	我指的当然是全世界的大洪水272。
	可是，那回魔鬼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挪亚当上了独裁者。
	啊，要是这事您能做得更诚实，
	我不会拒绝帮助您——
	您去引来大洪水，
	我则乐意在方舟下面放鱼雷！
	捷连科夫的杂货铺盈利很少，而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业”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办法才行。”安德烈忧虑地捋着自己的胡子说，负疚地笑了笑，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觉得，这个把自己看作是被判了终生为人民服苦役的人，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种惩罚，有时却也感到很吃力。
	我不止一次地用各种话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显然，他没有明白我的问话。他在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只是文绉绉地、含含糊糊地讲一讲人民的苦难生活，讲一讲教育和知识的必要性。
	“什么，人们想得到知识，寻求知识？”
	“怎么不想呢！当然想！您不是也想吗？”
	是的，我也想得到知识，可是我又记起了历史教师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对十七岁左右的人讲这类尖锐的思想，是不适宜的，多说几次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失去锐气，而听的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越来越发现，人们都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是因为，听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记眼前的沉重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里“虚构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是爱听。那些充满美丽“虚构”的书，就是最有趣的书。简言之，我如堕五里云雾，无所适从了。
	捷连科夫想开一个面包铺。记得我们当时十分周详地估算过，这个铺子的每一卢布至少可以赚到三十五戈比的利润。我的职务是当面包师的“助手”，作为“自己人”去监督面包师，防止他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
	于是我就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搬到了这个窄小的、但比较干净的地方。店里的清洁卫生也由我负责。这已不是四十人的大班子，我面前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鬓角已经斑白，留一撮尖尖的胡子，有一张干枯的熏黑了的脸、一双乌黑的若有所思的眼睛和一张古怪的嘴，这嘴小得像鲈鱼的嘴一般，厚厚的嘴唇嘬得紧紧的，仿佛要跟谁接吻似的，在他那双眼睛的深处还闪烁着某种嘲讽人的东西。
	他当然也偷东西，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把十个鸡蛋、三普特左右的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放到别的地方去。
	“你这是干啥呢？”
	“这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友善地说，又皱起鼻梁补充了一句，“一个挺好——好看的姑娘。”
	我试着劝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我嘴笨，还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够坚信我所说的道理，我的话没有起作用。
	面包师躺在装生面团的柜子上，两眼望着窗外的星星，表示惊讶地嘟哝道：
	“竟然教训我！初次见面就要训人！可我要比你大三倍呢。真可笑……”
	他眼睛望着星星，问我：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以前在哪里干活？在谢苗诺夫家吗？就是原来进行过暴动的那一家吗？对了，那就是说，我曾在梦里见过你……”
	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个人很能睡觉，什么姿势都能睡着，甚至站着扶着铁铲也能睡着。他睡觉时微微扬起眉毛，脸变得怪模怪样，呈现出一种嘲弄人的奇怪的表情。他最喜欢的话题，是讲述有关金银财宝和做梦的故事。他肯定地说：
	“我透过大地看到，整个大地就像一张馅饼，里面藏满了财宝：一罐一罐的钱，到处都埋藏着箱子、铁罐子。我不止一次梦见过熟悉的地方——比如澡堂子，在澡堂子的一个角落里埋藏着一箱银餐具。我醒来之后，连夜就去挖掘，挖了一俄尺半深。我一看，原来是一些煤块和狗骨头！咳，找到的竟是这种东西！……突然，哗啦一声，我把玻璃窗碰碎了！一个婆娘疯狂地尖叫起来：‘救命呀，有贼！’我当然逃跑了，否则就要被毒打一顿。真可笑！”
	我经常听到他说“真可笑”这个词。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说这话时，自己并没有笑出来，只是略带笑意地眯着眼睛，皱皱鼻梁，张大鼻孔罢了。
	他的各种梦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跟现实生活一样乏味和荒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津津乐道地讲述他自己的梦，而对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和事却不乐意说一说273。
	有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一个富茶商强迫女儿出嫁。刚举行完婚礼，女儿就自杀了。有好几千的年轻人结伴而行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的墓前发表演说，被警察驱散了。在我们面包作坊隔壁的一个小店里，人们都大声谈论着这个悲剧。小店后面的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愤怒的喊叫声和尖刻的话语也传到了我们这里，传到了地下室。
	“这个姑娘，小时候挨的揍不够。”卢托宁接着又对我讲道，“我好像在池塘里捉了一条鲤鱼，突然——警察喊道：‘住手，你怎么敢？’我无处可逃，只好钻进水里去——于是我就醒了……”
	卢托宁虽然并不关心现实生活，但他很快也感觉到，面包铺有点儿不正常。店铺里打理买卖的是两位不懂业务只顾看书的姑娘：一位是老板的妹妹，另一位是他妹妹的女友。这位女友的脑袋很大，脸颊红润，有一双温柔可爱的眼睛。经常有大学生到面包铺里来，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待很长时间，时而大喊大叫，时而窃窃私语。老板很少在家，而我这个“助手”，倒好像是面包铺的经理。
	“你是老板的亲戚？”卢托宁问我，“也许他想招你做妹夫吧？真可笑，而那些大学生们为何到这里来闲逛呢？是来看两位小姐的吗？嗯，有可能……不过，这两位小姐并不十分甜美……我想，这些大学生来这里吃面包要比看小姐们更来劲……”
	几乎每天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一个短腿的姑娘便会出现在临街的面包作坊门口，她是由不同体积的半圆球拼凑起来的，很像一个装满了西瓜的口袋。她两只光脚刚踏在地下室窗前的洼地上，便边打哈欠边叫道：
	“万尼亚！”
	她头上围着一条花头巾，下面露出浅色卷发，卷发就像一个个小圆圈挂在她那红润的、绷得像球一样的脸颊上和低低的脑门上，擦得她那双半睡不醒的眼睛直发痒，她用小手懒洋洋地把头发从脸上拨开，那手指就像是婴儿的手指那样好玩地张开。真有趣——跟这样一个小女孩能说什么呢？我叫醒了面包师。他对她招呼说：“你来了？”
	“你瞧嘛。”
	“睡觉了？”
	“睡了，怎么啦？”
	“你梦见什么了吗？”
	“记不起了……”
	城里很安静，只是某个地方响起了清道夫扫地的声音和刚刚睡醒的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玻璃窗上现出了暖融融的初升的阳光。我很喜欢这种宁静的早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去抚摸姑娘的腿，姑娘满不在乎地听从他的摸索，没有笑容，只是眨巴着两只绵羊般的眼睛。
	“彼什科夫，去把甜面包取出来，烤好了！”
	我把铁篦子从烤炉里抽出来，面包师从篦子上抓起十多块扁形白面包、酥皮点心、梭形面包，把它们一起扔进姑娘的裙襟里，姑娘则把这些烫手的面包从一只手倒换到另一只手，用绵羊似的黄色牙齿去咬，烫着了，便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面包师则一面欣赏着，一面喊道：
	“快把裙襟放下吧，你这不害臊的东西！”
	等姑娘走了之后，他便在我面前吹嘘起来：
	“瞧见了吗？像一只小绵羊，满头卷发。我呀，小弟弟，我是个纯洁正派的人，不跟婆娘们同居，只跟姑娘们要好，这是我的第三个姑娘！她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听着他这些扬扬自得的话，我在想：
	“我也该这样生活吗？”
	我从烤炉里取出论斤卖的白面包，捡出十一二个大面包放在长托盘里，赶忙送到捷连科夫的店里去。回来又把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装进满盛两普特的篮子里，跑到神学院去，给大学生们供早点。在神学院，我站在食堂的大门口，把面包卖给大学生，有的赊欠，有的交现钱。我一面站着卖面包，一面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古谢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宿敌。在我的面包篮子底下有时也放上几本小册子，我得秘密地把它们交到某个大学生的手里；大学生有时也把一些小册子或纸条偷偷地塞进我的篮子里。
	我每星期有一次要跑得更远——到“疯人院”去。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就在这里讲课，并用这里的病人做实例。有一天，他让大学生们看一个患自大狂的病人。当这个穿着白色病号服、戴着像袜子一样的圆筒尖顶帽的高个子病人出现在讲堂门口时，我不由得嘿嘿笑了出来，而他在我旁边走过时，却停了一会儿，并瞪了我一眼。于是我倒退了一步，就好像他用凶恶的火辣、尖利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在别赫捷列夫捋着自己胡子郑重其事地跟病人谈话的整整一段时间里，我都偷偷地用手掌抚摸着我的像是被热灰烫坏了的脸。
	病人说话发出沉厚的男低音，他好像提出了什么要求。从白色病号服的袖口里可怕地伸出一只细长的手，手指也很长。我觉得他全身都不自然地伸展着，无限地伸长，就是不移动地方，好像也能伸到我面前，掐住我的喉咙。从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陷进去的黑色眼窝里，一双黑眼睛威严而又专横地射出一道刺骨的目光。二十来个大学生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戴圆筒尖顶帽的疯子，有些在笑，大多数人则显得凝神、悲伤，他们的眼睛同这个疯子的火辣辣的眼睛相比，就显得太平常了。疯子是可怕的，他身上有某种威严的东西——真的有。
	在大学生们的像鱼一般的沉默中，教授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那低沉嗓音的严厉呵斥。这种低沉的声音就像是从地板下面，从僵硬的白墙底下冒出来的，病人身体的动作则像大主教似的缓慢而庄重。
	晚上，我写了一首关于疯子的诗，把疯子称为“王中之王，上帝的朋友和顾问”。这个疯子的形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里，使我无法正常生活。
	我每天从晚上六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的中午，午后睡觉。只有在工作的空隙中，即当揉完一团面，而后一团面又尚未发酵时，或者是刚刚把面包放进炉子里烘烤时，才读点书。随着我对烤面包技术的慢慢掌握，面包师就工作得越来越少了，他亲切而又惊讶地“教导”我说：
	“你很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是面包师了。真可笑。不过你太年轻，人家不会听你的话，不会尊重你……”
	他不赞成我埋头书本。
	“你别看书了，睡觉去吧。”他关心地劝我说，但从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
	他脑子里整天梦想和幻想的就是那些财宝和那个圆鼓鼓的短腿姑娘。短腿姑娘经常在夜晚来，这时他就把她带到堆满面粉的前厅去，如果天气太冷，他就皱着鼻梁对我说：
	“你出去半小时吧！”
	我边走边想道：“这种恋爱完全不像书本里描写的那样……”
	在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替她烧茶炊，但尽量少去看她，因为见到她我有点儿不自然。她那孩子般的眼睛老是用不能容忍的目光望着我，在最初几次见面时，我就怀疑这双眼睛的深处含有笑意，我觉得这是一种嘲笑人的微笑。
	我力气很大，但动作十分笨拙。面包师看见我能翻动并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袋，便遗憾地对我说：
	“你的力气能抵得上三个人，但论灵巧，你却没有！你虽然个子高，却仍旧是笨牛一头……”
	尽管我读了不少书，也喜欢读诗，而且开始自己写诗——用“自己的话”来写，但我觉得，这些话很粗俗，很尖刻，不过，我认为只有用这些话才能表达出我最深刻的思想混乱。有时为了抗拒某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和使我生气的事情，我便故意把话说得很粗野。
	一位当过我老师的数学系大学生批评我说：
	“鬼知道你是怎么说的，那不是话，而是秤砣！……”
	总之，我自己也不喜欢自己。这对一个半大的孩子来说是常有的情况，总觉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我的脸像卡尔梅克人274，颧骨突出，说话时，嗓门也不听使唤。
	老板的妹妹则行动快捷、灵活，像一只空中的飞燕。我似乎觉得，她的轻盈的动作跟她浑圆、柔软的身体并不相称，在她的姿势和步态中有某种虚伪和做作的东西。她说话声音洪亮欢快，常常放声大笑。听到她这种响亮的笑声，我就想：她是要我忘记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我却不愿意忘掉这个，我很珍惜不平常的事物，我需要知道可能发生的和今天存在的不平常的事物。
	她有时问我：
	“您在读什么书？”
	我很简单地回答她，并想反问她：
	“您干吗要知道这个？”
	有一回，面包师一边抚爱着那位短腿姑娘，一面用陶醉的声调对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吧！喂，你最好到老板妹妹那儿去，干吗要错过机会呢？要知道，大学生们……”
	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他再说些类似的话，我就用秤砣砸烂他的脑袋。后来我出去了，走到放面粉袋的前厅里。从关得不严实的门缝里我听见了卢托宁的声音：
	“我干吗要生他的气呢？他整天啃书本——就像疯子一样生活……”
	前厅里，老鼠在吱吱乱叫乱闹，面包作坊里则是那姑娘的哼哼声、呻吟声。我来到院子里，这里无声无息地下着毛毛雨，却依然很闷热，空气中饱和着焦灼的气味——什么地方的森林着火了。这已经是后半夜了。面包房对面屋子的窗户还敞着，从这些房间里透出暗暗的灯光，有人在哼唱：
	圣瓦尔拉米275，
	头上闪现出光轮，
	从天上俯视她们，
	是那么笑容可掬……
	我想象着玛丽娅·捷连科娃也躺在我的双膝上，就像短腿姑娘躺在面包师的双膝上那样，可是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
	整夜，通宵，
	他又喝酒又哼唱，
	而且呀——啊哟！
	还干了那种勾当……
	歌声里特别突出了这个深沉的低音的“啊哟！”我两手支在膝盖上，弯着身子朝窗口望去，透过钩花的窗帘，我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地下室，一盏小灯罩着蓝色灯罩，照亮了灰色的墙壁。在墙壁前面，面对窗口坐着一位姑娘，她在写信。瞧，她抬起头来，用红笔杆捋了一下垂到鬓角上的一绺头发，两只眼睛眯缝着，脸带笑容，然后慢慢地把信折起来，装进信封里，用舌头在信封边上舔了舔，封上，便把信扔在桌子上。她用比我的小指还要小的食指恶狠狠地点了点信，却又重新把信捡起来，皱着眉头把它拆开，读了读，又把它装进另一个信封里，粘好，并伏在桌上写上地址，然后拿着信像摇晃白旗一样在空中晃了几下，旋转身子，拍着双手，朝放床铺的屋角里走去，随后又从那里出来，脱掉短衫，露出圆圆的像肉蛋似的肩膀。她从桌上拿起灯，又隐没在屋角里。当你看到她独自一个人在活动时，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疯子。我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想：多么奇怪，这个姑娘竟独自一人在小屋里生活。
	这时一个红头发的大学生来找她，并用压低的像耳语一般的声音跟她说话。她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显得更小了。她胆怯地望着他，把双手藏在背后或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头发的大学生，非常不喜欢。
	短腿姑娘一面包扎头巾一面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对我说：
	“你进面包作坊去吧……”
	面包师一边从柜子里掏面团，一边对我讲述他的情妇是多么令人舒服、痛快和百玩不厌。我却在想：
	“这样下去，我该怎么办？”
	我似乎觉得，在我身边的某个角落，一场灾难在等待着我。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捷连科夫在计划开另外一个更大的面包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帮手。这很好，因为我的工作太多了，累得我晕头转向。
	“在新的作坊里你就要升为帮工头了，”面包师对我许诺说，“我去跟老板说，你的工资该提到每月十个卢布。”
	我明白，我升为帮工头对他是有利的，因为他不喜欢干活，而我却很乐意干活。疲劳对我有好处，它能消除我的心神不宁，抑制我强烈的性本能的冲动。不过，这样一来，书也读不成了。

第三节
	“很好，你把书本扔了——就让老鼠去啃它们吧！”面包师说，“难道你就不做梦吗？也许你也做梦，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真可笑。要知道，把梦说出来是最平安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他对我很亲切，甚至有几分尊敬。也许他以为我是老板的亲信，所以有点儿怕我。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干净利落地偷面包。
	我的外祖母死了。我是在她出葬七周后才在表兄的来信里知道的。他在这封简短的没有用标点符号的信里说，外祖母上教堂门口乞讨时，摔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到第八天便得了坏疽病去世了。晚些时候，我还听说，我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及他们的孩子们，虽然这些人都年轻、健康，却一直拖累着我外婆，靠她去乞讨来的施舍过日子，外婆病了后，他们也不想办法请医生看一看。
	信中写道：
	她埋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坟场我们大家都去送葬我们和乞丐们他们是爱她的都哭了你外祖父也哭了他把我们赶走一个人留在坟地里我们从灌木丛里看着他哭他也快要死了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好像有一股冰冷的风向我袭来。这天夜里，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内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向什么人讲一讲外祖母的事，讲一讲她是一个多么善良、聪明的人，她是所有人的母亲。这个沉重的愿望长期留在我的心灵中。然而却没有人要听我讲，于是这个愿望便永远没有实现而慢慢消失了。
	许多年之后，当我读到契诃夫那篇描写马车夫的非常真实的短篇小说276时，我又记起了这些日子。契诃夫的小说描写马车夫对马诉说了自己儿子的死。遗憾的是，在那些极端痛苦的日子里，我身边既没有马，也没有狗，而且我也没有想到要去与老鼠分享痛苦——当时在面包作坊里有许多老鼠，我跟它们和睦友好地住在一起。
	尼基福雷奇警士老鹰似的开始在我周围盘旋起来。他身材壮实、匀称，一头银白色的短发，一把浓密的大胡子，胡须修剪得很整齐。他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唇瞧着我，就像是瞧圣诞节前夕被宰杀的鹅一样。
	“我听说，你很喜欢读书，是吗？”他问我，“你读了哪些书呢？比方说，圣徒传，或者《圣经》？”
	《圣经》我读过，也读过《圣徒言行录》。这可使尼基福雷奇吃了一惊。显然，他完全没有料到。
	“是吗？读书是合法的有益的事情！而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你没有读过吗？”
	托尔斯泰的书我也读过，但好像不是警察所喜欢的那类作品。
	“这样说吧，他的一些普通作品也跟大家写的一样，不过听说他还写过一些反神父的书，这些书倒可以看一看。”
	“有一些胶印版的书277，我也读过，不过，我觉得这些书枯燥无味，而且我也知道，这些问题是不该跟警察议论的。”
	我和他在街上边走边聊几次之后，这位老警察便邀请我到他那里去做客。
	“请到我的哨所里来坐一坐，喝喝茶吧！”
	我当然明白，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但我还是愿意去看他。跟一些聪明人商量后我断定：如果我拒绝警察的邀请，可能会加深他对面包作坊的怀疑。
	于是我就到尼基福雷奇那里去做客了。在他的小哨所里，俄式壁炉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一张双人床也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床上挂着印花布蚊帐，床头放着好几个罩着红布套的小枕头，剩下的空地上立着一个碗碟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口下还有一条长板凳。尼基福雷奇坐在长板凳上解制服的扣子，身体遮住了那唯一的小窗口。他的老婆站在我的旁边，她是一位胸部丰满的二十多岁的小娘儿们，脸色红润，一双狡猾的凶狠的眼睛，眼睛的颜色很奇怪，是灰蓝色的；她的鲜红的嘴唇任性地噘着，说起话来总是怒气冲冲、枯燥乏味。
	“我知道，”警察说，“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常到你们面包作坊去，她是一个放荡的下流的姑娘，而且我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下流坯！”
	“所有的女人？”他老婆问道。
	“没有一个不是！”尼基福雷奇斩钉截铁地说，把胸前的勋章震得直响，就像一匹马摇响它身上的鞍辔一样。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又放肆地说起来：
	“从最下贱的妓女……到女皇，没有一个不下流、不放荡的！示巴女王278越过两千俄里去找所罗门王，也是为了放荡。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号称大帝，也依然是……”
	他详细地讲述了宫廷里的一个锅炉工人的故事。这个锅炉工人同女皇过了一夜之后便飞黄腾达了，从军士一跃而升为将军。警察的老婆认真地听着，不断地用舌头舔着嘴唇，并在桌子下面不时地用腿碰碰我的腿。尼基福雷奇讲得有板有眼，还常说些有趣的话，而且不知不觉地就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
	“就说那个一年级的大学生普列特尼约夫吧。”
	他的老婆叹了口气，插话说：
	“他虽说不漂亮，却是个好人！”
	“谁是好人？”
	“普列特尼约夫先生。”
	“第一，他不是先生，等他学成之后才能成为先生，目前他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这样的大学生我们有成千上万。第二，你说他是好人，这是什么意思？”
	“他快活，他年轻。”
	“第一，戏班里的小丑也很快活……”
	“小丑是为钱而快活。”
	“嗤！第二，你别瞧不起老狗，老狗也是从小狗过来的……”
	“小丑就跟猴子那样……”
	“嗤！我说了，你住嘴！听见没有？”
	“听见了。”
	“这不就得了……”
	尼基福雷奇压服了老婆后，便劝导我说：
	“所以，你该跟普列特尼约夫认识认识，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可能不止一次地看见我跟普列特尼约夫一起在街上走，所以我对他说：
	“我们认识。”
	“是吗？你们认识……”
	他的话里显得有点失望。他猛烈地抖动着身子，勋章被震得叮当作响。这时我很担心，因为我知道，普列特尼约夫正在用胶版印一些传单。
	他老婆一面用脚碰碰我，一面又狡猾地刺激她的老头子，而老头子则像孔雀开屏似的一味卖弄他的花言巧语。他老婆的这种恶作剧却妨碍了我听他说话。一不小心，他又变了另一种腔调，说话的声音更低更有感化力了。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你知道吗？”他用一双圆鼓鼓的眼睛看着我的脸，问我，好像有点儿害怕什么似的，“你可以把沙皇陛下看作是一只大蜘蛛……”
	“哎哟，你在说什么呀！”他的老婆惊叹道。
	“你，住嘴！傻蛋。这是为了说得浅白易懂些，而不是辱骂。你这母狗，快收拾茶炊去……”
	他皱皱眉头，眯起眼睛，又继续说下去：
	“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像是一张蜘蛛网，它以沙皇陛下亚历山大三世等人为中心，通过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和所有官吏，一直到我，甚至到最下等的士兵。这条线把一切联结起来，维系起来，就像一座无形的堡垒，维持着沙皇帝国的永久的统治。不过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了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随时随地都试图破坏这条线，好像他们是为人民这样做的。”
	他隔着桌子俯着身子用威严的低声问我：
	“你明白了吧？这就对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你的面包师在夸奖你，说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诚实，又是单身汉。不过有许多大学生经常到你们面包店里鬼混，整夜都坐在捷连科娃的房里。如果只是个别人，那还可以理解，可是那么多人，这是干吗呢？我不敢说大学生的坏话，他们今天是大学生，明天也许就成了一个副检察官。大学生都是好人，只是他们太爱出风头了，而沙皇的敌人又在调唆他们！你明白吗？我还要说……”
	不过，他没有来得及说，门就嘭的一声开了，进来一个红鼻子的小老头，此人的卷发的头上束着一根小皮条，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酒，看样子已经喝醉了。
	“我们来下一盘跳棋怎么样？”他高兴地问道，整个人现出一种滑稽的样子。
	“这是我的岳父，妻子的父亲。”尼基福雷奇忧郁地说，显得有点儿懊丧。
	几分钟后我就告辞了。那个不安分的婆娘装着跟我出来关门，使劲拧了我一下，说：
	“这云彩多红啊，像一团火！”
	天空中一朵小小的金色云彩正慢慢地消散。
	我不想让我的那些教师生气，但我还是要说，这个警察要比他们更果断更透辟地为我讲解了沙皇国家机器的构造。一只蜘蛛盘踞在某个地方，从它那里伸出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全部生活牢牢地联结起来，捆绑起来。我很快就学会了随处地感受由这条线编织成的种种圈套。
	晚上，店铺关门后，老板娘把我叫去，认真地对我说，她是受委托来打听一下，警察都对我说了些什么。
	“哎呀，我的天！”她听了我详细的报告后，惊讶地喊道，并像老鼠一样从房间的一角窜到另一角，不断地摇起头来，“怎么，面包师没向你打听过什么吗？要知道，他的情妇就是尼基福雷奇的亲戚呀！应该把面包师赶走！”
	我靠门框站着，皱起眉头打量着老板娘。她对“情妇”这个词说得太随便了——这一点我不喜欢，她决定把面包师赶走，我也不高兴。
	“你要多加小心。”她说道，像往常一样，那双锐利的目光使我感到不安。这种眼神好像在盘问我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她背着双手站在我跟前说：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闷闷不乐呢？”
	“我外祖母不久前死了。”
	这倒让她感兴趣，她微笑着问道：
	“你很爱你外祖母吗？”
	“是的，您还要了解什么吗？”
	“不要了。”
	我走了。当晚我写了一首诗，我记得，其中有这样偏执的一句：
	您啊，不过是在装腔作势！
	当时我决定，叫大学生尽量少去面包店。不过，见不到这些大学生，我也就无法去询问我在看书时碰到的种种不明白的问题，于是我便把我感兴趣的问题记在笔记本里。有一天，我累得很，便伏在笔记本上睡着了。面包师偷看了我的笔记。他叫醒了我，问道：
	“你这写的是什么？‘加里波第为何不赶走国王？……’加里波第是谁？而且，难道国王可以赶走吗？”
	他生气地把笔记本扔在面粉柜上，便蹲在炉坑里干起活来，嘟哝道：
	“你说——他要赶走国王！真可笑。你就丢掉这种游戏吧！你真是个书呆子！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就像抓耗子似的在抓你们这些书呆子了。其实，就是没有这些，尼基福雷奇也已经注意你们了。你就别去赶走什么国王了，国王可不是一只鸽子，不是那么容易让你赶走的！”
	面包师是善意地跟我说这些的，我无法按我所想的那样来回答他，因为人们是禁止我跟面包师谈这种“危险话题”的。
	城里正流传着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大家都在读它，议论纷纷。我求兽医拉夫罗夫也给我弄一本，但他失望地对我说：
	“唉，不行，老弟，别等待了！不过，最近好像有个地方要宣读这本小册子，我也许可以带你到那里去……”
	圣母升天节那天的半夜，昏暗中我紧随着拉夫罗夫的背影走在阿尔斯克田野上。他走在离我大约五十俄丈远的前面。田野里荒无人烟，我却依然遵照拉夫罗夫的忠告“采取预防措施”，边走边吹口哨，哼小曲，装扮成“喝醉了酒的工匠”。天空的乌云懒散地飘浮着，月亮则像一轮金球在乌云中间滚动，黑影盖住了大地，水洼地上闪出银灰色的亮光。城市在我的身后呜呜地鸣响着。
	我的引路人在神学院后面一个果园的栅栏旁边停下来，我赶忙追上他。我们毫无声息地翻过栅栏，走过野草丛生的果园，碰着了树枝，大滴的水珠便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一所房子的墙边停住，轻轻地敲了敲紧闭着的护窗板。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打开了窗户。在他的背后，我看见的是一片漆黑，没听见任何声音。
	“是谁？”
	“从雅科夫那里来的。”
	“爬进来吧！”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可以感觉到有很多人，听得见衣裳和脚下的沙沙声、轻轻的咳嗽、窃窃的私语。有人擦亮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脸，我看见墙边地板上有几个黑色人影。
	“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把窗帘拉上，别让灯光透出窗缝。”
	有一个人生气地大声嚷道：
	“是哪个聪明人出的点子，把我们召集到这个非人住的地方来？”
	“安静！”
	屋角里点起了一盏小灯。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家具，只放着两个木箱子，木箱子上搭放一块木板，木板上坐着五个人，就像几只乌鸦停在篱笆上一样。那盏灯也放在一个竖立着的木箱子上。靠墙的地板上还坐着三个人，另一个留长发的又瘦又苍白的青年则坐在窗台上。除这个人和大胡子外，我全都认识。大胡子低声地说，他要给大家读一本小册子，这是过去的民意党人普列汉诺夫写的《我们的意见分歧》279。
	黑暗中有一个人在地板上吼了一声：
	“我们知道了！”
	神秘的气氛使我感到愉快和激动。神秘的诗意是最高级的诗意。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在礼拜堂里做早祷的信徒，不禁想起古罗马初期基督教的秘密地下经堂280。房间里一片低沉的嗡嗡声，说话的声音倒很清晰：
	“胡说八道！”屋角里又有人吼了一声。
	黑暗处，有一种像铜一样的东西闪出一种奇怪的晦暗的亮光，让人想起古罗马武士戴的铜盔甲。我猜想，这可能是炉灶的通气口。
	房间里一片低沉的嘈杂声，其中也掺杂着激愤的言辞，乱成一团，无法听清谁在说话。在我头顶上面的窗台上有人嘲讽地大声问道：
	“咱们还读不读呀？”
	说这话的人就是那位留长头发的脸色苍白的青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诵读者的男低音。有人擦亮了火柴，烟卷燃起红色火光，映照出一副副沉思的面孔，有些人眯缝着眼睛，有些人则睁大着双目。
	读小册子的时间太长了，尽管我很喜欢这尖锐而又充满热情的言辞，它们通俗易懂地表达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思想，但我还是听得有些累。
	朗读者的声音好像突然中断了，房间里立即响起一片愤怒的叫声：
	“一个叛徒！”
	“净是漂亮话！……”
	“这是朝英雄们流的血里吐唾沫！”
	“这是在格涅拉洛夫和乌里扬诺夫281被处死之后……”
	坐在窗台上的那位青年又说话了：
	“先生们，能不能严肃认真地辩论，而不是谩骂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不善于听别人争论。我很难听懂他们那些变幻无常、慷慨激昂的思想，而且争论者们暴露出来的赤裸裸的自尊心也使我气愤。
	那位青年从窗口上探出身来问我：
	“彼什科夫，你是面包师吗？我是费多谢耶夫282，我们该相互认识一下。老实说，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吵吵嚷嚷很久，却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走吧！”
	我曾听人谈到过费多谢耶夫。他是一位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我很喜欢他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和那双深沉的眼睛。
	他跟我走在田野里时，问我在工人中间有没有熟人，我读什么书，是否有很多空闲时间，同时还对我说：
	“我听说过你们的面包店。很奇怪，您怎么去干一些毫无意义的事呢？您这是为了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是不该去干没有意义的事，并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话很高兴，爽朗地笑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并告诉我，后天他就要外出三个礼拜，等他回来时会通知我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我们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但是我个人的事却越来越糟。我们搬到了新的面包作坊，工作越来越多，越繁重了。我不仅要在面包作坊里干活，还要挨家挨户送面包，要给神学院送，也要给“贵族女子学校”送。女学生在我的篮子里挑选奶油面包时，常常偷偷地塞给我一些小纸条，在这些漂亮的小纸条上会惊讶地读到用孩子的笔迹写的不知羞耻的字句。我觉得很奇怪，每当这群穿着整洁、眉清目秀的快乐的小姐围住我的篮子，开心地挤眉弄眼，用玫瑰色的小爪子挑选面包时，我一边瞧着她们，一边尽力地猜想：究竟是谁写给我这些不知羞耻的纸条？她们当真不晓得这些话是可耻的吗？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肮脏的妓院。
	“难道从妓院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伸展到这个学校里来吗？”
	有一个胸脯丰满、黑头发、留一条大辫子的姑娘在走廊里叫住了我，急忙而又小声地说：
	“你把这张纸条按地址送到，我给你十个戈比。”
	她那双温柔的黑眼睛含着泪水望着我，紧咬着嘴唇，而脸颊和耳朵却涨得通红。我谢绝了她的十戈比，接过了纸条，并把它交给了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儿子。这是一个患肺病的大学生，脸上有红晕。他要给我五十戈比，并默默地数着一把小铜币。当我说我不要时，他便想把小铜币放回自己的裤兜里，但没有放进去，却散落在地上。他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向四处滚落，使劲地搓揉两手，搓得关节咯咯直响。他困难地喘着气，嘟哝道：
	“这可怎么办呢？算了，再见吧！我得想一想……”
	不知道他后来想出了什么法子，可是我总觉得那位姑娘怪可怜的。不久她就从女子学校消失了。十五年后，当我再碰见她时，她已经是克里米亚一所中学的女教师，并且也染上了肺病，谈起世间的一切事情，她都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
	白天我送完面包后便去睡觉，晚上又得去面包作坊干活，准备在半夜时把奶油面包烤好，送到面包店里去。面包店就在市立剧院旁边。戏散场后，观众们便到我们店里来吃热乎乎的酥皮面包。然后我还要去揉面做论斤卖的大面包和法式小面包。用双手去揉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面粉——这可不是轻松好玩的事情！
	然后我再睡上两三个小时，便又要去送面包了。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打发日子。
	这个时候我已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人们传播一些“合理的、善良的和永恒的东西”283。我是一个喜欢与人交往的人，我善于生动地讲故事。我的想象力是由我的经历和我读过的书籍激发出来的。我无须费多大劲就能将日常生活的素材编造成有趣的故事，故事中还会变幻无常地插入那根“看不见的线”。我在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和阿拉夫佐夫工厂中都有一些熟人，其中跟我特别亲近的是织布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老头，他几乎在俄国所有的织布厂里工作过，是一个不安静的聪明人。
	“我在这世上混了五十七个年头了，你，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的小流浪汉，我的小梭子！”他压低嗓门说，两只有病的灰眼睛在黑眼镜里微笑着。他的黑眼镜是他自己用铜丝缠起来的，因此在他的鼻梁上和耳根处都有一道绿色的铜锈。纺织工人都叫他“德国佬”，因为他每次刮胡子时，上唇留一撮唇髭，下唇留一把浓密的灰色大胡子。他中等身材，宽胸，他给人一种哀中作乐的印象。
	“我喜欢看马戏。”他把长满疙瘩的秃脑袋往右肩上一靠，说道，“马是畜生，它是怎样被练出来的呢？真让人解闷！我佩服地看着这些牲口，心里想，这样看来，人也可以训练得聪明起来。马戏团的人是用糖把畜生驯服的。当然，我们可以到杂货铺去买糖，我们的灵魂也需要糖，这糖便是——善良！小伙子，这就是说，要和善地待人，而不是像眼前我们之间那样，持械斗殴。你说对吗？”
	他本人对人并不和善，跟别人说话时总是半带蔑视，半带讽刺；跟人争论时也只会说简单而粗暴的话，公然地力图激怒对方。我是在啤酒店认识他的，当时他正好要挨别人打，而且已经挨了两拳，我进去把他拉走了。
	“把您打痛了吧？”在黑暗中我一边跟着他走，一边问他，当时正下着毛毛雨。
	“咳，这也算是打？”他毫不在乎地说，“等一等，你为什么跟我说话时称呼‘您’呢？”
	从此我们便认识了。开始时他还经常讥笑我，又调皮又狡猾。可是当我对他讲了那条“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中起着多大的作用时，他便沉思起来，惊叹道：
	“你并不笨，不笨，真有你的……”于是他开始对我慈父般的温存起来，甚至在叫我的名字时加上了父称。
	“你，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亲爱的小锥子呀！你的想法是对的，只是谁也不会相信你的话，没有好处……”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秃尾巴的丧家狗，而老百姓则是带着锁链的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挂着许多蒺藜：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而且每条狗都很爱自己的狗窝。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的莫罗佐夫工厂里也有人闹过事，谁向前冲，谁的脑门就要挨打，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挨了打就够你受的。”
	不过当他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之后，他说话就跟以前有些不同了。雅科夫患了肺病，会弹吉他，通晓《圣经》，但他激烈地反对上帝。他向四周围喷吐着带血块的血痰，并坚决而激越地论证说：
	“第一，我绝不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284造出来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因此我不是和善的人，我不和善！第二，上帝并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者是知道，却无能力帮助我，或者是有能力帮助，但不愿意。第三，上帝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是慈悲的！上帝干脆就不存在！一切都是捏造，全都是捏造的，整个生活也是捏造的。不过你骗不了我！”
	鲁勃佐夫惊讶得目瞪口呆，气得脸色发青，接着便破口大骂起来。但是雅科夫用从《圣经》里引来的庄严的字句使他无法反驳，哑口无言，于是只好蜷缩着身子沉思起来。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说起话来几乎使人害怕。他的脸黝黑、干瘦，一头漆黑的卷发像是茨冈人；从发紫的嘴唇里露出一副狼牙，一双黑眼睛呆然不动地直盯着对方的脸。这种凶狠的让人折服的目光实在叫人受不了。这使人想起了那个患夸大狂病的人的眼睛。
	鲁勃佐夫离开雅科夫跟我一起走时，忧郁地对我说：
	“还没有人在我面前说过反上帝的话，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话。什么话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这种话。当然，这个人将不久人世了，真遗憾！他已经烧得白热化了……有意思，老弟，真有意思。”
	他很快就同雅科夫亲近起来，而且浑身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十分激动，不断地用手指去擦其有病的眼睛。
	“那——那么！”他嬉笑着说道，“就是说，上帝退休了？哼，我的小钉子呀！关于沙皇，我要说，他并不碍事，问题不在沙皇，而在老板。任何一个沙皇，哪怕是伊凡雷帝也好，我都不在乎：你当你的皇帝吧，统治吧，随你便，只要允许我去惩办老板，这就行了。让我把老板用金锁链锁在皇帝的宝座上吧，我将向你祈祷……”
	当他读完《沙皇即饥饿》这本书之后说：
	“书里写的一切都很正常，很对。”
	他最初看到这种石印的小册子时问我：
	“这是谁给你写的，写得很清楚。请你转告他，说我谢谢他了！”285
	鲁勃佐夫贪婪地追求知识，他十分用心地注意听沙波什尼科夫那些毁灭性的亵渎上帝的话，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关于书籍的故事，他高兴得仰着头，扯着嗓子哈哈笑，并赞不绝口地说：
	“人的头脑真灵，哎哟，真灵啊！”
	他自己看书很困难，有病的眼睛妨碍他读书，但他仍然懂得很多，这使我感到惊讶。
	“德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木匠，国王都亲自请他去出谋献策。”经过反复追问，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倍倍尔的故事。
	“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我就是知道。”他一边用小指搔了搔长满疙瘩的秃头，一边简短地回答说。
	沙波什尼科夫并不关心苦难的乱世生活，他一心所想的是消灭上帝，嘲笑神父，他特别憎恨修士们。
	有一天，鲁勃佐夫很和善地问他：
	“雅科夫，你怎么就只会叫喊反对上帝呢？”
	他却更凶狠地怒吼起来：
	“那么，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妨碍着我呢？我信上帝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战战兢兢地在上帝面前活着，忍受着，什么事都不争辩，一切由上帝决定，生活很不自由。读了《圣经》后才知道，这是捏造的！尼基塔，全是捏造的呀！”
	于是他手一挥，好像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线”扯断似的。他几乎哭丧着脸说：
	“瞧，就是为了这个，我快要死了，未老先死！”
	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熟人。我常到谢苗诺夫面包作坊去看我那些老伙伴，他们都乐于接待我，很喜欢听我讲故事。不过鲁勃佐夫住在船厂区，沙波什尼科夫则住在离卡班对岸很远的鞑靼区，相距有五俄里，所以我很少能见到他们；他们也不可能到我这里来，我没有地方招待他们。况且新的面包师又是个退伍兵，他跟宪兵很熟。宪兵指挥部的后院紧挨着我们的院子，这些威风凛凛的“穿蓝制服的人”常常穿过围墙，到我们这里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或自己买黑面包。还有，已经有人建议我不要“过于露脸”，免得引起他们对面包作坊的过分注意。
	我看我的工作已经失去意义了。近来还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不顾生意的好坏，随便从钱柜里支线，弄得常常连支付买面粉的钱都没有了。捷连科夫一边捋着胡子，一边苦笑着说：
	“我们要破产了！”
	我也生活得很不好。红头发的娜斯佳已经怀孕了，她像只凶狠的猫，总是粗声粗气，不论对什么人或什么事，都生气地瞪着两只绿眼睛。
	她走路直向安德烈身上撞，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而他却抱歉地苦笑着给她让路，直叹气。
	他常常向我诉苦说：
	“全都那么随随便便，什么东西大家都随意拿，真不像话，我刚买了半打袜子，一下子就拿光了。”
	关于袜子的事是很可笑，但是我笑不出来。我眼看着这个谦逊而无私的人苦苦地挣扎着，极力要做好公益事业，但周围所有的人对这种事业却并不重视，并不关心，甚至还加以破坏。捷连科夫虽然不期望得到他所服务的人的感谢，他却有权要求人们对他表示关心和友好，而不是现在碰到的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也崩溃了：父亲由于害怕死后下地狱而患了精神郁闷症，弟弟开始酗酒和嫖娼，妹妹也变得像个陌生人，看来她和那个红头发的大学生的恋爱并不顺心，我常常发现她的眼睛哭得肿肿的，从而我对那个大学生也憎恨起来。
	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玛丽娅·捷连科娃。我也喜欢我们面包店的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她是一个胖胖的红脸姑娘，她的红嘴唇上总带着一种妩媚的微笑。总之，我在恋爱了。年龄、性格和我的混乱的生活都要求我跟女人交往，这与其说过早，倒不如说是太晚了。我必须有女人的抚爱，或者哪怕是女人的友爱也好。我需要坦率地吐露自己的心事，需要理清紊乱零散的思想和乱七八糟的种种感受。
	我还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些把我看作是“可加工的材料”的人们并没有引起我的同情，不能使我同他们坦诚相见。每当我要给他们讲述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时，他们就阻止我说：
	“算了，别说这个了！”
	古利·普列特尼约夫被捕了，并被押解到彼得堡，关进了克列斯特监狱。头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尼基福雷奇，今天早晨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他胸前挂满所有的奖章，像刚刚从阅兵场回来似的，庄严而又若有所思地迎面向我走来，把手举到帽檐边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但马上又停下来，在我脑壳后面气愤地说：
	“昨天夜里古利·亚历山大罗维奇被捕了……”
	然后他把手一挥，向四周环顾一下，小声说：
	“这个青年完蛋了！”
	我似乎觉得，在他那狡猾的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约夫早已料到自己会被捕。这一点他本人曾警告过我，提出不论是我或者鲁勃佐夫目前都不要跟他见面。他跟鲁勃佐夫也像跟我一样，很友好。
	尼基福雷奇眼睛瞅着脚下，没精打采地说：
	“你怎么不来串门啦？……”
	晚上我去看他。他刚刚睡醒，坐在床上喝克瓦斯。他的老婆弯着腰在窗口替他补袜子。
	“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开始说，用手挠了挠他那像狗熊一样长满毛的胸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捕了，从他那里发现了一口小锅，那是他用来熬颜料，印反对沙皇的传单的。”
	接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气冲冲地对老婆喊道：
	“给我裤子！”
	“就来。”他老婆抬起头来答道。
	“她可怜他，在哭呢！”老警察用眼睛指了指自己的老婆说，“我也觉得可怜，但是，一个大学生怎么可以反对沙皇呢？”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
	“我出去一会儿……把茶炊放上去——你。”
	他老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口，但当老警察刚走出门外时，她便很快地转过身来，捏紧拳头伸向门口，咬牙切齿地狠狠骂道：
	“呸，老不死的畜生！”
	她的脸都哭肿了，左眼上有一大片紫色肿块，已睁不开来。她跳起来，走到茶炊边，弯下腰来收拾茶炊，发狠地小声说：
	“我要骗骗他，骗得他哀号起来！像狼一样哀号起来。你可不能相信他，一个字也不可信！他要逮捕人。他撒谎——他谁也不可怜，他就是来钓鱼的。你的事他全知道。他就是靠干这一行吃饭的。逮捕人——这就是他的爱好……”
	她走过来，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乞讨的声调说：
	“你就亲亲我吧，好吗？”
	我本来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她望着我的眼神是如此凶狠、锐利和忧郁，于是我拥抱了她，并用手抚摸了她那散乱的、油腻腻的、粗硬的头发。
	“他现在在侦察谁？”
	“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旅馆里的某些人。”
	“你不知道那些人的姓名吗？……”
	她微笑着回答说：
	“瞧，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打听的事情！啊，他回来了……古罗奇卡286就是他侦察出来的……”
	接着她连忙跳回炉子跟前。
	尼基福雷奇带回一瓶伏特加酒、酱果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喝茶。马林娜坐在我旁边，她特别殷勤地招待我，用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看着我的脸。她的丈夫劝诫我说：
	“这条看不见的线是在人们的心里，骨子里，你说，能扯得断吗？能抹得掉吗？沙皇对于人民来说——就是上帝！”
	然后他突然问我：
	“你是读过很多书的人，福音书也读过吧？那么，怎么样，你认为，里面说的都对吗？”
	“我不知道。”
	“我认为，其中有多余的话，而且还不少，比方关于穷人，说穷有福287，他们怎么会有福呢？真有些胡说。一般的关于穷人的话，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应当把天生贫穷的和后来变穷的加以区别，天生贫穷的人就意味着是坏人，而后来变穷的人——可能是不幸。我们最好是这样来看问题。”
	“为什么？”
	他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我，一时没有说话，稍后才明确而有力地说出其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
	“福音书里有许多怜悯人的话，可是怜悯——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我是这样想的。怜悯就是要把大笔开支用在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人的身上——办贫民收容所啦，养老院啦，监狱啦，疯人院啦。应当去帮助那些健壮的人，让他们的力气不会白费；而帮助那些弱者——难道能把那些弱者变得健壮吗？由于这种无谓的做法，强壮的人也会变成弱者，而弱者则会骑在他们头上的。这就是我们应当加以研究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应当重新考虑。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早就远离福音书了。生活有自己的路。瞧，你看见了吗？普列特尼约夫为什么会完蛋呢？就是由于怜悯。我们怜悯穷人，而大学生却完蛋了。这合情理吗，啊？”
	虽然我过去也碰到过这种思想，但以如此露骨的方式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思想比我能想到的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传播得更广。七年之后，当我读尼采的著作时，又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这个喀山警察的哲学。顺便说一句，我在书本中读到的各种思想，很少不是我在生活中早就听到过了的。
	这个“捕人”老手一面用手指敲击着茶盘的边缘，为自己的话打着拍子，一面滔滔不绝地说。他那干瘪的脸严厉地紧皱着，但不看我，而是看着那洗擦得像铜镜般发亮的茶炊。
	“你该走了。”他的老婆已两次提醒他。他没有答理她，仍一句接一句地顺着自己的思想重心往下说。突然，他又令人难以捉摸地转到了新的话题上去。
	“你是一个不笨的小伙子，能读会写，难道你就只想当一个面包师吗？要是你去干另一种工作，去为沙皇帝国服务，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想着如何去通知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的那些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知道尼基福雷奇正在跟踪他们。不久前刚从雅鲁托罗夫斯克流放地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就住在那条街的旅馆里。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聪明的人应当像蜂房里的蜜蜂或土窝里的黄蜂那样团聚在一起，沙皇帝国就是……”
	“你看，都九点了！”他老婆说。
	尼基福雷奇边站起来，边扣上制服扣子。
	“嗯，不要紧，我坐马车去。再见了，老弟，常来玩吧，别客气……”
	离开哨所时，我坚决地对自己说，以后永远不再到尼基福雷奇家来“做客”了，尽管他很有趣，但他与我格格不入。他的关于怜悯有害的话使我很激动，我会牢牢记住，我觉得这些话有些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些话竟然从一个警察的嘴里说出来。
	这些话题大家经常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意见使我特别不安。
	喀山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还是头一次碰见这种人。此人个子很高，很壮实，脸色黝黑，留一撮黑色山羊胡子，长着黑人那样的厚嘴唇，他弯下身子看着地下，但有时也会猛地扬起他那秃顶的脑袋，一双乌黑的、湿润的眼睛闪着激越的热情，锐利的目光似乎燃烧着某种仇恨的东西。大家在一位教授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谈话会，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其中有个瘦弱的举止优雅的小神父，是位神学硕士，穿一件黑色丝绸法衣，法衣使他的脸衬托得更加苍白清秀，那双灰色的、冷冰冰的眼睛闪着干巴巴的微笑。
	托尔斯泰主义者长时间地谈论了福音书的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他的声音沙哑，句子简短，词语尖锐，让人感到有一种虔诚的力量。说话的时候，他那毛茸茸的左手老是用一种手势上下挥动着，而右手却插在衣兜里。
	“一个演员！”我旁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小声说。
	“对，很像演戏……”
	就在不久之前，我读过一本书，好像是德雷佩尔288写的，是关于天主教反对科学的书。我似乎觉得，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就像书里所说的那些天主教徒，他们狂信爱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为了对人仁慈，他们随时准备把人杀死并焚烧他们。
	他穿一件白色衬衣，袖子很肥大，外面套一件灰色旧长衫。这也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在说教快结束时，他高声喊道：
	“那么，你们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
	他像扔石块一样把这个问题向坐满了男女青年的角落里扔过去。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则又惊又喜地望着他。显然他的话使大家很吃惊，人们都默不作声，低头沉思着。他用火热的目光巡视了所有的人，严厉地补充说：
	“只有法利赛人289才试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把它们合在一起。他们可耻地自欺欺人，用谎言腐化人们……”
	小神父站起来，有条不紊地挽起法衣的袖子，带着恶意的客气和宽容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说：
	“显然，你们是持法利赛人的庸俗意见了，但这种意见不仅是粗暴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的……”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竟然证明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遗训真正的忠实保护者，并说人民总是跟法利赛人一起反对自己的敌人。
	“你们去读一读比方约瑟福斯290的书吧……”
	托尔斯泰主义者跳起来，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非常有力的手势，好像要把约瑟福斯一刀砍了似的。
	“人民至今还与自己的敌人一起反对友邦，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而是被驱使的、被迫的。我干吗去读你的约瑟福斯呢？”
	小神父和另一些人把争论的话题扯得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主题了。
	“真理——这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道，眼睛里却闪着憎恨和蔑视的火光。
	我觉得我被这些言辞弄得晕头转向，抓不住里面的意思，在语言的旋风中我脚下的地板也摇晃了。我常常绝望地想，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笨更无能的人了。
	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去其赤红色脸上的汗水，一边声嘶力竭地喊道：
	“扔掉福音书吧，忘掉它才能不扯谎！把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才是更虔诚。”
	我的前面产生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怎么办呢？如果说生活就是为人间的幸福而不断地斗争，那么仁慈和爱就该只会妨碍斗争的成功吗？
	我打听出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克列普斯基，也打听出他住在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去拜访他。他寄住在本市一所女地主的房子里，当时正跟地主的两个姑娘坐在花园里一棵老椴树树荫下一张桌子旁边，穿一身白色的裤子和衬衣。衬衣的扣子没有扣上，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高个子，高颧骨，身体干瘦，跟我想象中的苦行僧、传教士完全一样。
	他用银匙子从盘子里舀牛奶草莓，有滋有味地吞食着，两片厚嘴唇吧嗒吧嗒直响，而且每吞一口，就从稀疏的猫胡子上吹去白色的牛奶残滴。一个姑娘站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个姑娘则靠在一棵椴树树干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入幻想似的望着多尘炎热的天空。她们俩都穿着薄薄的淡紫色的连衣裙，两人彼此相像得几乎分辨不出来。
	他很温和很乐意跟我谈论爱的创造力，还说要在人的灵魂中发扬这种唯一能够“使人同世界精神”连在一起——同生活中到处都散发着的爱连在一起的感情。
	“只有这种感情可以把人连在一起！不爱，就不可能理解生活。那些说生活的法则就是斗争的人是注定要灭亡的蠢蛋。火不能灭火，同样，用恶的力量不能战胜恶！”
	可是，当两位姑娘互相搂抱着走进花园深处的房子里去时，这个人一边眯缝着眼睛望着姑娘们的背影，一边问我：
	“你是什么人？”
	他听完我的回答后，用手指敲着桌子说，人走到哪里都是人，人要努力去做的，不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培养爱人的精神。
	“人的地位越低，他就越接近现实生活的真理，越接近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智慧……”
	我有点怀疑他是否懂得这种“至高无上的智慧”，但我没有说话，只是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很无聊，他用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眼神看着我，打了个哈欠，双手抱着脖子，伸直两腿，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做梦似的嘟哝道：
	“听命于爱……是生活的法则……”
	他全身一抖，两手一伸，好像要在空中抓取什么东西似的，吃惊地用两眼直盯着我。
	“怎么样？我累了，对不起！”
	他重又闭上眼睛，好像身上什么地方很痛，使得他咬紧牙关，露出牙齿，下唇往下耷拉，上唇向上翻起，稀疏的几根青胡须也竖了起来。
	我怀着一种憎恶的心情和他道别了，而且有点怀疑他对人是否真诚。
	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在我送面包给一个熟识的副教授——爱喝酒的单身汉时，又碰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好像夜里没睡好觉，脸呈栗色，两眼又红又肿，我觉得他喝醉了。肥胖的副教授也醉得泪眼蒙昽，他穿着贴身衬衣，手里拿着吉他坐在地板上，周围堆着乱七八糟的家具、酒瓶，扔掉的外衣。他摇摇晃晃地坐在那里，大声吼叫：
	“仁——爱……”
	克洛普斯基生气而又厉声地喊道：
	“没有仁爱！我们将由于爱或是在为爱的斗争中死去，反正都一样，我们注定要死亡……”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进房间里对副教授说：
	“你就问问他吧，他想要什么？问问他，他需要对人们的爱吗？”
	副教授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了看我，笑起来。
	“这是个卖面包的！我欠他的面包钱。”
	他摇晃了一下，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钥匙，并把钥匙递给我：
	“去，把钱都拿去吧！”
	可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从他手里把钥匙接了过去，向我挥一下手。
	“你走吧！以后再给你钱。”
	接着他把从我这里拿去的面包扔在屋角的长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着他那句由于爱而死去的话，从内心里感到厌恶。
	不久后，我听说他曾向他寄住的那家的一位姑娘求爱，就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位姑娘求爱，姐妹俩彼此把高兴的事说出来时，知道了原委，于是恨死了这个“钟情人”。她们吩咐看院子的人通知这个求爱者立即从她们家滚出去。从此他就在这个城市消失了。
	爱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可怕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早就产生了，开始时比较模糊，没有定型，但内心里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后来才以明确的词语表达出来：
	“爱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充满基督教的理念和人道主义思想，充满同情人的哀号。当时我所熟悉的优秀人士也都满腔热情、非常动听地谈论着这个问题。
	然而我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却几乎完全不是对人的同情。现实生活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仇视和残忍，是接连不断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进行的龌龊的明争暗斗。我个人只需要书籍，其他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没有意义。
	只要你到大街上或大门口坐一坐，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马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商人，都不像我和我所敬爱的知识分子那样生活，他们不想过这种生活，走的是另一条路。我所敬爱和信任的那些人都非常孤独，性情孤僻。在大多数人中间，在像蚂蚁筑巢那样的肮脏而又狡诈的工作中间，他们是多余的。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是愚蠢的，烦闷死了。我常常看到，人们说的仁慈和博爱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屈从于社会的生活秩序。
	我觉得生活真是很难啊！
	有一天，那个由于水肿病而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洛夫喘着气对我说：
	“应当强化残暴性，让所有的人都因它而变得筋疲力尽，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很早，秋雨绵绵，颇有寒意，有许多人生病，有许多人自杀。拉夫洛夫由于不想等着被水肿病窒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自己是兽医，到头来也跟牲畜一样死去！”拉夫洛夫的房东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这样说。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身体比较瘦弱，笃信宗教，他能熟记所有的圣母赞美诗。他经常用三根皮条抽打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孩和十一岁的男孩，打老婆则用竹子打她的腿肚子，并抱怨说：
	“调解法庭谴责我，说我这一套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可是我除了在广告上和电影上，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
	在他裁缝铺的工人中有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罗圈腿，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顿卡老公”，他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说：
	“我害怕笃信宗教的那些温顺的人。暴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总还有时间躲避他；而温顺的人却像草丛里的一条看不见的阴险的蛇，冷不防就在你最坦白的心窝上咬一口。我害怕温顺的人！”
	“顿卡老公”也是个温顺而又狡猾的人，他既善于挑拨离间，又会讨好梅德尼科夫，不过他说的这些话却是实情。
	我有时觉得，温顺的人就像苔藓；苔藓能使岩石软化，滋生出花果；温顺能使生活中的铁石心肠变得温和。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我看到了许多温顺的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他们对无耻之徒的巧妙的适应能力，难以捉摸的多变性和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圆滑手段，以及像蚊虫那样的诉苦——这一切使我感到自己像一匹被绊住的马陷入了一群牛虻的包围之中。
	我从警察哨所出来时，就是这样想的。
	风在叹息，街灯在摇晃，灰暗的天似乎也在摇晃，向大地抛洒着尘雾般的十月的毛毛细雨。一个湿淋淋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在街上爬坡，她搀着他一个胳膊往前推，他却嘟哝着，啜泣着。女人累得筋疲力尽，哑着嗓子说：
	“这是你的命……”
	“真的，”我在想，“我现在也是被什么人拖着，推向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落，让我看到那肮脏、悲愁的东西和奇形怪状的人们。这一切我已经看得厌倦了。”
	也许我当时所想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但我的脑子里确实闪现过这种思想。也正是在这个可悲的夜晚，我首次感到心灵的疲倦，情绪的颓废。从这时起，我感觉自己糟透了，开始用旁观者、陌生人甚至敌视自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
	我已看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其不舒心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而且表现在情感上。这种情感上的变幻无常尤其使我难受。我发现我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这就使我更加难受了。我对所有的一切——女人、书籍、工人和快活的大学生，都感兴趣，但我却从未获得成功，整天“东奔西突”，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有力的手用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抽打着我，使我像陀螺似的不停地打转。
	当我听到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住院后，便去看望他。可是医院里有个歪嘴女人，胖胖的，戴一副眼镜，扎一条白头巾，头巾下面挂着两只红得像刚烫过的耳朵，干巴巴地说：
	“他死了。”
	她看见我默默地站在她面前还不走开，便气愤地高声喊道：
	“喂，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也生气地说：
	“你是个傻瓜！”
	“尼古拉，把他撵出去！”
	尼古拉用一块抹布正擦拭着一根铜棒，他像鸽子似的咯咯叫了一声，便用铜棒朝我背上打将过来，我顺势一把抱住他，把他拖到街上，放倒在医院门旁的水洼里。他倒满不在乎，在水洼里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两眼直盯着我，然后站起来说：
	“嘿，你这条狗！”

第四节
	我来到杰尔查文291公园里，坐在诗人纪念碑旁边的长凳子上。我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干一件岂有此理的坏事，好让一群人向我扑来，这样我也有理由打他们一顿。可是，虽然今天是礼拜日，公园里却空空荡荡，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不停的大风在追逐着秋天的枯叶，贴在路灯柱子上的广告纸被吹得沙沙作响。
	公园上空，清澈湛蓝的天空带有寒意，暮色逐渐加浓了。诗人巨大的青铜塑像矗立在我的面前，我望着它，同时在想：雅科夫活在这世界上孤单一人，竭尽全力反对上帝，结果也像平常人一样死去，死得平平常常。真叫人有些难过，有点冤屈。
	“可是，尼古拉是个白痴，他应当跟我打一架，或者叫警察来把我投进监狱……”
	我去看望了鲁勃佐夫。他坐在自己斗室的桌子旁边，在一盏小灯下缝补自己的上衣。
	“雅科夫死了。”
	老头举起拿针线的手，显然是想画个十字，但只挥动了一下，手上的针线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便小声地骂了一句粗话。
	然后他便唠叨起来：
	“其实，我们都是要死的。这是我们倒霉的命啊，老弟！瞧，他死了，这里有一个孤单的铜匠也离开了人世。上星期天他被警察抓了去。我是由古利介绍跟他认识的。一个聪明的铜匠！他跟大学生有些牵连。你听说了吧，大学生们造反啦！——是真的吗？来，你替我缝补下这件上衣吧，我的眼睛不行了，真见鬼……”
	他把破衣服和针线扔给我，自己却背起双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边咳嗽边抱怨说：
	“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刚刚出现一点儿火花，魔鬼就把它扑灭了，于是又是一片黑暗！这不幸的城市。趁现在轮船还通行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里。”
	他停顿一下，搔了搔脑门，问道：
	“可又能到哪里去呢？哪里都去过了。是啊，哪里都走遍了，结果只会累死自己。”
	他啐了一口痰，又补充说：
	“去他妈的，这也算生活，下流！活啊，活啊，可是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没有活出个样子来……”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在门边一个角落里，好像在留心倾听什么，然后断然地朝我走过来，坐在桌子旁边，说：
	“阿列克谢，你，我的马克西梅奇，我跟你说吧，雅科夫费尽心机反对上帝也枉然。不论是上帝还是沙皇都不会变好的。我若是反对他们，就该让老百姓恨自己，推倒自己目前所过的龌龊的生活，非这样不行！唉，我已经老了，来不及了，我很快就要成为完全的瞎子了——伤心啊。”
	“老弟！缝好了吗？谢谢……我们到小酒店去喝杯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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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小酒店的路上，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在黑暗中一面磕磕绊绊地走着，一面嘟哝道：
	“你记住我的话——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总有一天他们要爆发出来，摧毁一切，把无味的生活砸得粉碎！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们没有走到小酒店，半途碰到一群水兵在围攻妓院，阿拉富佐夫纺织厂的工人们则护卫着妓院的大门。
	“每逢节假日，这里都有人打架！”鲁勃佐夫用称赞的口吻说。当他知道保卫妓院的人群中也有自己工厂的同伴时，便摘下了眼镜，立即参加战斗，并煽动性地挑拨说：
	“工厂，要坚持住！掐死这些癞蛤蟆！消灭这些小鳟鱼！嘿——啊哈！”
	看来，这一切既奇怪又有趣。聪明的老头干得多么机灵多么投入啊！他钻进水兵人群里，抗击着他们的拳头，用肩膀把水兵们撞得两脚朝天。他们似乎没有恶意地、快活地打斗着，因为他们有的是勇气和多余的力气。黑压压的一群人拥到了大门口，把工人们挤压在门边，门板被压得吱吱作响。大家激越地叫喊着：
	“揍那个秃头将军！”
	有两个人爬到房顶上，在那里有节奏地快活地唱起歌来：
	我们不是骗子，不是强盗，不是小偷，
	我们是船上的小伙子，是捕鱼的渔夫！
	警哨响了，黑暗中警服的扣子闪着亮光，脚下的污泥被踩得扑哧扑哧地响。房顶上传来歌声：
	我们的渔网向两岸的旱地，
	向商人的房舍、货栈和仓库撒下去……
	“住手，不能打已倒下的人……”
	“老爷子，当心啊！”
	后来，鲁勃佐夫，我，还有五个人，有敌人也有朋友，被带到警察局去了。在这个秋夜的宁静的黑暗中，有一阵阵快活的歌声给我们送行：
	咳，我们捕到了四十条梭鱼，
	用它们去缝一件鱼皮衣！
	“伏尔加河上的人民多好啊！”鲁勃佐夫赞叹道，并不断地擤鼻涕，啐唾沫。他小声地对我说：“你逃走吧，逮住机会就跑！你干吗要往警察局里钻呢？”
	我和一个高个子的水兵（他在后面跟着我）急忙窜进一个小胡同里，越过一道又一道围墙，终于跑掉了。可是从这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到这个最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尼基塔·鲁勃佐夫了。
	我周围逐渐变得空虚无聊。大学生们又开始闹学潮了。我不理解这种学潮的意义，也不明白闹学潮的动机。我看到的只是快活的奔忙，没有感觉到其中有悲剧。我在想，只要有幸能读上大学，我甚至甘愿去忍受严刑拷打。如果有人建议说：“你去学习吧，但为了让你学习，每星期天我们将在尼古拉耶夫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
	有一天，我顺路到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去，在那里得知面包作坊的人准备到大学去殴打大学生们。
	“我们要用秤砣去砸他们！”他们幸灾乐祸地说。
	我跟他们争论起来，对骂起来，可是我突然吃惊地发觉，我本来既无心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话去为大学生们辩护。
	我记得，那天我像一个被打成重伤的人，带着一种苦闷得无法遏止的心情离开了地下室。
	晚上，我坐在库班河岸上，一边向黑色的水里扔石子，一边翻来覆去地考虑着下面一个想法：
	“我该怎么办？”
	为了消解苦闷，我开始学习拉小提琴，每天夜晚都在店里吱嘎吱嘎地拉个不停，搅得更夫和老鼠不得安宁。我很喜欢音乐，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学习。可是有一次我的提琴老师——一位戏院乐队的提琴手来上课时，趁我出去的时候，竟打开了我没有锁上的钱柜。我回来时，他已经把钱装满了衣服的几个口袋，看见我走进门来时，他伸长脖子，把一张刚刮过的哭丧着的脸送过来，小声说道：
	“嗯，你打吧！”
	他的嘴唇哆嗦着，从他那没有颜色的眼睛里滚出几滴油亮的眼泪，泪珠大得出奇。
	我很想把提琴手揍一顿。为了压制自己这一举动，我坐在地板上，把两只拳头压在身体下面，命令他把钱放回钱柜去。他把几个口袋的钱全倒出来了，朝门口走去，但又停了下来，白痴似的用高得惊人的声音说：
	“给我十个卢布吧！”
	我给他钱，但学提琴的事也告吹了。
	这一年的十二月我决定自杀292。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一个意外事件》中曾试图描写这次自杀的原因，可是没有写好。小说写得很拙劣、可恶而且缺乏内在的真实。不过我又觉得，它的优点也在于完全没有这种真实性。事实是真的，可是讲述这件事的人好像不是我，也不是讲我自己的事。如果撇开文学价值不谈，里面却也有某些我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就是：好像我已经跨越了自己。
	我在市场上买了一支鼓手用的手枪，里面装有四发子弹。我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原想会击中心脏，但是只打穿了一个肺。一个月后我才非常尴尬地感到自己愚蠢至极，就又回到面包作坊干活了。
	可是，这里我并没有干多久。三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从面包作坊回到面包店时，在女售货员的房间里看见了霍霍尔，他坐在窗口旁边的椅子上，默默地吸着一根很粗的烟卷，留心地观望着面前腾起的烟雾。
	“你有空吗？”他没有向我打招呼就问道。
	“有十分钟。”
	“请坐，我们聊一聊。”
	跟往常一样，霍霍尔穿一件紧绷绷的“劣皮”哥萨克上衣，浅色的大胡须散落在宽大的胸前，倔强的脑门上竖着剪短了的硬发，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庄稼人的靴子，靴子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臭胶味。
	“喂，”他平和地低声说，“你是否愿意到我那里去？我住在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沿伏尔加河下去约四十五俄里，那里有我的一个小铺子，你可以帮我做买卖，这不会占你很多的时间。我有很多好书，可以帮你学习。你同意吗？”
	“好吧。”
	“您星期五早晨六点到库尔巴托夫码头去，打听一下从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来的舢板船——船主叫瓦西里·潘科夫。其实，我也到那里去，我会看见您的。再见！”
	他站起来，把一只大手掌伸给我，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块笨重的银质凸蒙表，然后说道：
	“我们只用了六分钟就结束了谈话！对了，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姓罗马斯。就这样吧！”
	他迈着坚定的步子，轻快地晃动着其武士般魁梧的身躯，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过了两天，我就坐船到克拉斯诺维多夫去了。
	伏尔加河刚刚解冻。从上游，沿污浊的河水漂流着、滚动着灰色的易碎的冰块，舢板船超赶着它们，船身擦着了冰块，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冰块被撞击后变成了尖状的结晶体散开了。从上游吹来的风，把浪花赶到河岸上。太阳照得刺人眼睛，从浅蓝色玻璃似的冰块上反射出一束束耀眼的白光。满载着沉重的大木桶、麻袋、箱子的舢板船扬帆前进。掌舵的是年轻的庄稼人潘科夫，他喜欢打扮，穿一件羊皮上衣，胸前用彩线绣着花纹。
	潘科夫面容安详，眼神冷漠，沉默寡言，不大像个庄稼人。他的雇工库库什金手里握着船篙，叉着两腿，站在船头上，他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农民，穿着普通农民的厚呢子上衣，腰间系一条绳子，头上戴一顶揉皱了的神父帽，脸上有一块青色疤痕和擦伤的伤痕。他用长篙推开冰块，嘴里轻蔑地骂道：
	“滚开……往哪儿钻……”
	我和罗马斯并排坐在船帆下面的箱子上，他小声对我说：
	“庄稼人不喜欢我——尤其是有钱的庄稼人！这种遭遇您也会亲身感受到的。”
	库库什金把船篙横放在船头自己的脚下，将满布伤痕的脸转过来，惊叹地对我们说：
	“尤其是你，安东内奇，神父不喜欢你……”
	“这是真的。”潘科夫附和道。
	“这条杂毛狗，你是他喉咙里的一根骨头！”
	“但是，我也有朋友——你们也会有的。”我听见霍霍尔这么说。
	天气很冷。三月份的太阳还不暖和。黑色光秃的树枝在河岸上摇晃着，一些岩缝里或岩石河岸的灌木丛下，仍有一块块天鹅绒似的白雪。河面上到处都是流冰，就像是放牧的羊群在蠕动。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库库什金一边装烟斗，一边在发议论：
	“就算你不是他老婆，但是按神父的职责，他也必须爱所有的人，就像《圣经》里写的那样。”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罗马斯笑着问道。
	“这，谁知道是哪个乌龟王八蛋，准是那些骗子、坏蛋！”库库什金蔑视地说，接着又高傲地补充道，“不，有一回那些炮兵打了我一顿。这是真的！我甚至不明白，我怎么还能活下来。”
	“为什么打你？”潘科夫问道。
	“你问的昨天的事，还是问炮兵打我那一次？”
	“怎么，你昨天也挨打了？”
	“难道我能明白为什么打我吗？我们这里的人就像长了犄角的山羊，为了屁大的事就顶起来！打架——被认为是自己的天职！”
	“我认为，”罗马斯说，“人家是因为你的舌头打你，你说话太不小心了……”
	“也许是这样！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习惯于过问一切事情，一听到新鲜事儿，心里就乐。”
	船头重重地撞在冰块上，船舷被擦得发出怪叫声。库库什金摇晃了一下，抓住了船篙。潘科夫责备地说：
	“你要留心划船啊，斯杰潘！”
	“那你就别跟我说话了！”库库什金一边拨开冰块，一边小声地说，“我可做不到同时又划船又要跟你说话……”
	他们并无恶意地争论着。罗马斯则对我说：
	“这里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的差，但人比我们的好。非常能干的人！”
	我很注意地听着，并且很信任他。我喜欢他那沉着的态度，他的平和的话语简朴有力。我觉得，这个人懂得很多，而且有他自己衡量人的尺度。使我特别愉快的是，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要自杀。要是换了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上，早就问这个问题了。我却是非常讨厌人家问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很难做出回答。鬼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自杀。如果霍霍尔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回答得又长又臭。我真不愿意提起这件事！在伏尔加河上是多么美好，多么自由，多么惬意啊！
	舢板船在右岸下面漂流着，左岸却显得宽阔起来。河水漫到长着水草的沙岸上了。你看得见，水在上涨，水在飞溅，并冲击着岸边的灌木林；迎面而来的是从各种沟渠和裂缝里喧闹地涌出的晶莹明亮的一股股春水。阳光灿烂，几只黄嘴鸦在阳光下闪着其黑色钢铁般的羽毛，忙碌地聒噪着，在筑建自己的新窝。在朝阳的特别暖和的地方，青草的嫩芽在阳光照耀下，生机勃勃地从土里冒了出来。虽然人身上还感觉寒冷，心里却充满了宁静的快乐，也在萌生着光明希望的幼芽。春意盎然的大地实在令人太舒适了。
	中午，我们的船抵达了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在一座陡峭的高山上矗立着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从教堂沿山坡而下是一个接一个美观而又坚固的农舍。黄色的木板房顶和锦缎似的草房顶闪着亮光，显得分外质朴而美丽。
	每当我坐船经过此地时，都要一次又一次地欣赏这个村庄。
	在我和库库什金一起开始从船上卸货时，罗马斯把布袋递给我说：
	“您还是蛮有力气嘛！”
	然后，他没有看着我又对我说：
	“您的胸部——不痛了吧？”
	“一点儿也不痛了。”
	他这种温和而又委婉的问话使我很感动，因为我特别不想让那些庄稼人知道我自杀过。
	“你有力气，可以说，大得过头了。”库库什金随便说道，“小伙子，你是哪个省的人，是下新城人吗？有人逗趣说，你们是靠水吃饭的。还有一句：‘喂，你要留心，海鸥今儿打哪儿飞。’这也是说你们的。”
	在一条条银光四射的小溪中间，一个瘦高个的庄稼人，从山上沿着斜坡，踩着松软的黏土，跌跌撞撞，大步流星地走下来，他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和衬裤，留一撮卷胡须，一头浓密的像帽子一样的红头发。
	他走到岸边时，亲切地高声喊道：
	“欢迎你们到来！”
	他四周看了看，捡起一根粗木杆，又捡起另一根，把它们的一端搭在船舷上，轻轻地一跳，跃进船里，便开始指挥起来：
	“用脚踩住木杆的一端，别让它们滑下船舷，然后再去搬运油桶。小伙子，你过来，帮帮忙。”
	他像油画上的人物一样漂亮，显然也很有力气。他脸色红润，笔直的高鼻梁，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端庄有神。
	“伊佐特，小心感冒！”罗马斯说。
	“我——感冒？不怕。”
	大家把煤油桶滚着推到了岸上。伊佐特用眼睛打量着我，问道：
	“是伙计吗？”
	“你去跟他干一架。”库库什金提议道。
	“那你的狗脸又要破相了？”
	“那有什么法子呢？”
	“你是跟谁打呢？”
	“跟打人的那些家伙呗……”
	“咳，你呀！”伊佐特叹口气，然后转身向罗马斯说，“大车马上就会来的。我老远就看见你们划着船过来，划得真好。安东内奇，你先走吧，我在这儿再守候一会儿。”
	看得出来，这个人对罗马斯十分友好和关爱，甚至像是他的保护人，尽管论年龄罗马斯要比他大十岁。
	半小时后，我已经坐在新农舍的一间清洁而舒适的房间里了。房间墙壁上还存留着松香和麻屑的气味。一个手脚麻利、目光锐利的女人正在摆桌子，准备开午饭。霍霍尔把书从箱子里取出来，插在炉子旁边的那个书架上。
	“你的房间在阁楼上。”霍霍尔说。
	从阁楼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部分村庄。我们的房舍对面是峡谷，峡谷里的灌木林中隐没着澡堂的屋顶。峡谷后面是果园和一片黑色的田野，它们像徐缓的陡坡一直延伸到蓝色的森林地带，直到地平线。在澡堂屋顶上坐着一个穿蓝衣服的庄稼汉，他一手拿着斧子，另一只手贴着脑门往下望着伏尔加河。大车吱嘎吱嘎作响，牛累得哞哞直叫，小溪哗啦啦地奔涌着。一个穿黑衣裳的老婆子从农舍门口走出来，然后又转过身去，朝门口厉声喊道：
	“你们真该死！”
	两个顽童正聚精会神地用石块和泥土给小溪打堰。听到老婆子的喊声，便连忙逃走了。老婆子捡起地上的木片，在上面啐了口唾沫，把它丢进小溪里，然后又用穿着男人靴子的一只脚捣毁了小孩子们筑的堤，并直往下走，朝河那边去了。
	“在这里我将如何生活呢？”
	有人叫我去吃饭了。阁楼下靠桌边坐着伊佐特，他伸着一条长腿和紫红色的脚板，正在说话，可是看见我后便不吱声了。
	“你怎么不说啦？”罗马斯皱起眉头说道，“说下去吧！”
	“没有什么了，全说了。大家就是这样决定的：说我们要自己管理好自己。你出门时要带上手枪，要不就带根粗一点的棍子。在巴里诺夫面前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巴里诺夫和库库什金的舌头都是婆娘的舌头。小伙子，你喜欢钓鱼吗？”
	“不喜欢。”
	罗马斯又讲到必须把庄稼人，把分散的果农组织起来，让他们从收购商手里挣脱出来。伊佐特留心地听完了他的话之后说：
	“那些地主恶霸们是决不会给你活路的。”
	“我们就走着瞧吧。”
	“是的，决不会的。”
	我望着伊佐特，在想：
	“瞧，卡罗宁293和兹拉托夫拉茨基294的短篇小说所写的就是这样的庄稼人……”
	难道我已走上了从事某种重要活动的道路，如今就要同干真正事业的人们一起工作了？
	吃完饭之后伊佐特说：
	“你，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别着急，好事是不会一蹴而就的，要悠着一点！”
	等他走了之后，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是一个聪明人，诚实，可惜——喝的墨水不多，他读书比较吃力，不过他刻苦学习。这方面您要帮助他！”
	罗马斯向我介绍店铺里各种货物的价钱，这样一直忙到晚上。他说：
	“我卖的东西比其他两家店铺要便宜些，这当然会使他们不高兴，他们要加害于我，并准备殴打我。我在这里住下来不是因为我个人高兴或做买卖多赚钱，而是为了别的原因。这方面跟你们那个面包店的意图差不多……”
	我对他说，这一点我懂。
	“是啊……要教育人们明事理，有理智。对吗？”
	铺子已经关门了，我们手里提着灯在店里来回巡视。大街上有人悄悄地走动，啪嗒啪嗒地踩着污泥，沉重的脚步时而也偷偷地踏在我们店铺的台阶上。
	“瞧，你们听见吗？有人在走动！这是米贡，一个贫穷潦倒的单身汉，一头凶恶的野兽，他喜欢干坏事，就像漂亮的姑娘喜欢卖俏一样。你跟他说话要小心！不仅对他，对谁都要小心……”
	然后他就到房间里抽烟去了。他把宽大的背脊靠在壁炉上，眯缝着眼睛，把一缕缕烟雾通过胡须释放出来，并慢条斯理地字斟句酌、简洁明白地对我说，他早就发现我在徒劳无益地浪费青春年华了。
	“您是有才干的，天性倔强，而且抱有美好的愿望。您要好好学习，只是不要让书本蒙住了你的眼睛而看不见人们。有一个教派老人说得对：‘任何教训都来自人。’人们教训你时经常是粗暴的，比看书要痛苦一些，因为这种教训往往是粗暴的，但是它会让您记得更牢，刻骨铭心。”
	他给我讲一些我早已熟悉的东西，说首先要让农村觉醒。不过就在这些熟悉的词句里，我却体会到了一些更新更深刻的意思。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奢谈什么爱人民，我却要对他们说：不能爱人民，爱人民——这是一句空话……”
	透过胡须可以看见他在讪笑。他两只眼睛则探询性地望着我，接着便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继续坚定而动人地说：
	“爱——就意味着赞同、迁就、不指摘、宽恕。对女人，才需要这些。难道对民众的无知能不指摘吗？对他们的糊涂思想能赞同吗？对他们的一切卑鄙无耻的行为能迁就吗？对他们的野蛮行为能宽恕吗？不能吧？”
	“不能。”
	“您瞧，你们那里的人都在读、在吟唱涅克拉索夫的诗，可是，要知道，单靠一个涅克拉索夫是远远不够的呀！要去唤醒庄稼人，对他们说：‘兄弟，你，人并不坏，可是，你的生活过得太坏了，你不会想办法，把自己的生活变得轻快一些，好一些。大概野兽都比你更会关心自己，保护自己。不过庄稼人中也产生过各种人物，像贵族、神父、学者、沙皇，这些人过去也是庄稼人。知道吗？明白吗？嗯，要学会生活，别再让大家作践你……’”
	他走进厨房里，吩咐厨娘把茶炊烧开，然后让我去看他的书。这些书几乎全是科学类的：有巴克尔295、莱伊尔296、哈特波尔·勒启297、拉布克298、泰罗299、穆勒、斯宾塞300、达尔文等人的书。俄文书中有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冈察洛夫的《战舰巴拉达号》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等。
	他用宽大的手掌摸了摸这些书，就像是抚摸小猫一样亲切，颇为动情地说：
	“全是好书！而这一本是稀有的珍品，是禁书。你要是想知道国家是什么，就请读读这本书！”
	他递给我一本霍布斯301的《巨灵》。
	“这本书也是谈论国家的，不过浅白一点，有趣一点！”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实际上也是一本有趣的书。
	喝茶的时候，他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他是切尔尼戈夫省一个铁匠的儿子，在基辅火车站当过火车加油员，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领导过工人自学小组，为此被捕坐了两年牢，后来被流放到雅库特区，在那里度过了十年流放生活。
	“最初，我和雅库特人住在一起，在一个游牧站里。我曾以为，这一回我要完了。那里的冬天可真他妈的够冷的！您知道冷到什么程度吗？把人的脑子都冻僵了。当然，在那里就是有脑子也是多余的。后来我发现：这里有一个俄罗斯人，那里也有一个，碰到的虽然不多，但也总还算有俄罗斯人，好像是为了不让这些人寂寞，不断地补充一些新的俄罗斯人来。他们全都是好人，其中有大学生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302——他也回来了。有一段时间我和他相处得很好，后来，由于意见不一致分开了。我们本来在许多方面彼此很相似，但友谊不能只靠相似。他是一个严肃的、执着的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甚至还会画圣像，我可不喜欢圣像。据说他现在给各杂志撰稿，写得很好。”
	罗马斯跟我谈了很久，直到半夜。看得出来，他希望我很快就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头一次严肃地感觉到与人相处得如此之好。自杀事件之后我很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有一种负罪感，羞于再生活下去。想必罗马斯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苦口婆心地、率直地向我打开自己的生活大门，让我重新挺起胸来。这是我永志不忘的日子。
	星期天，村里做完弥撒后，我们的小店刚开门，就有许多庄稼人聚集到我们的店门口。第一个来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浑身很脏，头发蓬乱，垂着两条猴子般的长胳膊，一双女人般的好看的眼睛里闪着漫不经心的目光。
	“城里听到什么新闻吗？”他边打招呼边问道。还没有等对方回答，又向迎面走来的库库什金喊道：
	“斯捷潘，你那些猫又把一只公鸡吃了！”
	接着他又讲起省长从喀山到彼得堡去见沙皇，要沙皇把所有的鞑靼人赶到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去的事。他夸奖省长说：
	“是个聪明人，会办事……”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编造的吧？”罗马斯平静地说。
	“我？什么时候？”
	“不知道……”
	“安东内奇，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巴里诺夫责备道，遗憾地摇摇头，“不过，我倒顶可怜鞑靼人，他们在高加索会住不惯的。”
	这时一个又小又瘦的人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他穿着一件别人给他的破旧的外衣，灰色的脸歪扭地抽搐着，咧着黑色的嘴唇，病态地微笑着，锐利的左眼不停地眨巴着，右眼上面被伤痕切断了的花白眉毛不住地抖动着。
	“向米贡致敬！”巴里诺夫嘲笑他说，“昨晚你偷到什么东西啦？”
	“偷了你的钱。”米贡高声说道，同时脱帽向罗马斯致意。
	我们的房东，也是我们的邻居潘科夫从院子里走出来，他穿着制服上衣，脖子上系一条红色围巾，穿一双胶质套鞋，胸前还挂着一条像马缰绳一样的很长的链子。他用生气的目光扫了米贡一眼说：
	“老鬼，要是你敢爬进我的菜园子，我就用棍子打断你的腿！”“又来老一套！”米贡平静地说，嘘了一口气，又加上一句。
	“你不打人，又怎么过日子呢？”
	潘科夫破口大骂，而他却接着说：
	“我怎么能算老呢？我才四十六岁……”
	“可是上次过圣诞节时，你就已经五十三岁了。”巴里索夫喊叫起来，“你自己说你已经五十三岁了！干吗要撒谎呢？”
	这时外表庄重的大胡子老头苏斯洛夫303和渔夫伊佐特也来了，这样就聚集了十多个人。霍霍尔坐在小铺子门边的台阶上，抽着烟斗，默默地听着庄稼人的谈话。他们有的坐在小铺门前的台阶上，有的坐在门廊两边的长凳子上。
	天气很冷，而且变幻无常，被冬天冻僵了的蓝色天空中，云彩迅速地飘动着，在小溪和水洼地里阳光和阴影时隐时现，一会儿是阳光耀眼，一会儿又变得天鹅绒似的柔和，让人视觉舒服。一些穿戴漂亮的姑娘像孔雀似的沿着街道往下朝伏尔加河岸走去。她们提起裙子的下摆跃过水洼地时，露出了笨重的皮靴。一些顽皮孩子肩上掮着长长的钓竿在奔跑；一些殷实的庄稼人则斜眼望着我们小铺门口这伙人，为了表示礼貌，默默地提一下他们的便帽或大毡帽。
	米贡和库库什金心平气和地讨论着一个疑难问题：商人和地主贵族——谁更狠？库库什金说是商人，米贡说是地主贵族，而且他的响亮的男高音压倒了库库什金的结结巴巴的说话声。
	“有一回，芬格罗夫先生的父亲揪住了拿破仑大帝的胡子，芬格罗夫先生则过去用两只手抓住两人脖子后面的羊皮领子把他们拉开，然后再把他们脑门对脑门使劲地一撞——得！两人都倒在地上不动了。”
	“要是你也这样一撞的话，也会倒下去的。”库库什金赞同地说，但又加了另一句，“可是，商人比地主贵族吃得多……”
	坐在台阶最上层的外表庄重的苏斯洛夫诉苦说：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庄稼人在土地上是越来越不牢靠了。过去在地主老爷那里是不许偷懒的，每个人都有指定的事要干……”
	“那你就递个呈子，请求恢复农奴制好了！”伊佐特回应道。罗马斯没有说话，瞟了他一眼，在台阶的栏杆上磕了磕烟斗。
	我期盼着罗马斯开口，便一边留心听着庄稼汉们东拉西扯的交谈，一边想象着罗马斯将要说些什么。我觉得，罗马斯已经错过了许多可以加入与庄稼人交谈的好机会，可是他却冷漠地沉默着，像木偶似的坐着不动，注视着风如何把水洼里的水吹起了皱纹，把天空中的云聚集成浓灰色的云团。河面上的轮船在鸣笛，从河的下面传来姑娘们尖嗓门的歌声，伴随着手风琴的演奏。一个醉汉沿着街道朝河边走去，又是打嗝又是叫喊，挥舞着双手，两只脚不自然地蹒跚着，常常摔倒在水洼里。庄稼汉们的说话声越来越缓慢了，在他们的话音里显出了沮丧的情绪。我也有点愁闷了，因为寒冷的天空就要下雨了。我回想起城市里无休无止的喧闹和各种各样的响声，街道上匆匆过往的行人，他们那生动流利的谈吐、丰富的词汇和激动人心的语言。
	晚上喝茶的时候我问霍霍尔：“你什么时候去跟农夫们谈话？”
	“谈什么？”
	“啊哈，”他留心地听完我的话后说，“要知道，如果我再跟他们谈这个问题，而且在大街上谈，我就会再次被流放到雅库特去……”
	他把烟草塞进烟斗里，点火抽起来，周围立即冒起烟雾。他平静地却令人难忘地谈道：庄稼佬都是谨小慎微、疑心很重的人，他们害怕自己，也害怕邻居，尤其害怕一切外来人。农奴解放还不到三十年，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农民都生下来就是农奴。他们就记得这一点，很难理解什么是自由。他们只会简单地说：自由就是我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可是，到处都有官老爷，他们妨碍人的生活。沙皇把地主的农民解放了，所以现在沙皇就是全体农民的唯一主人。如果再有人问什么是自由的话，他们就会说，将来总有一天沙皇会对你解释什么是自由的！庄稼人十分相信沙皇，相信他是所有土地和财富的唯一主人；他既然可以从地主手里解放农民，也就能够从商人手里没收轮船和商店。农民是沙皇主义者，他们明白：老爷多了不好，只有一个老爷才好。他们等待有一天沙皇会给他们解释什么是自由，到了那时，谁能拿什么就拿什么。他们都盼望有这一天，但每个人又心绪不宁地活着，生怕错过了这个大分配的日子。他们自己也担心：要的东西很多，什么都想要！那么，怎么个拿法呢？可是大家都想要同样的东西。况且到处都有无数的官老爷，而这些老爷显然是仇视农民，甚至仇视沙皇的。可是没有官老爷也不行，不然人们就会你争我夺，彼此殴打起来。
	风伴随着稠密的春雨凶狠地拍打着窗玻璃。街道上充满着灰色的雾气。我的心也变得晦暗烦闷了。罗马斯以平静的不大响亮的声音犹豫不决地说：
	“去唤醒庄稼人，让他们逐步地学会把政权从沙皇那里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告诉他们，人们应当有权从自己人中间选举长官，选举警察局局长、省长，乃至沙皇……”
	“这还得一百年！”
	“那你想在三一节304前就完成这一切吗？”霍霍尔严肃地问道。
	晚上，他外出到什么地方去了。十一点钟左右我听见街上有枪声，就在很近的什么地方。我冒雨走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看见米哈伊洛·安东诺维奇朝大门走来，他摇晃着又大又黑的身影，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绕过街道上的流水走过来。
	“您出来干吗？是我放了一枪。”
	“您向谁放枪？”
	“刚才有几个人拿着棍子向我扑过来。我对他们说：‘站住，我要开枪了！’他们不听，于是我就朝天放了一枪。天是打不坏的……”
	他站在门廊里脱下外衣，用手捋了捋湿漉漉的胡子，并像马一样打着响鼻。
	“我这双鬼靴子看来已经破了，得换一双了。您会擦枪吗？帮帮忙吧，否则它会生锈的。涂上一点儿煤油……”
	他坚定沉着。他那双灰色眼睛的平静、执着的眼神使我钦佩。在房间里，他一边梳理着胡子，一边警告我说：
	“您到村子里去要当心，尤其在节日里和晚上，他们一定也要打您的。不过，您不要带着棍子，这会刺激那些好斗的人，并可能让他们觉得您怕他们。您不用怕，他们自己才是些胆小鬼……”
	我生活得很好，每天都可以听到新的重要的消息。我开始贪婪地读那些自然科学的书籍。罗马斯经常指导我：
	“马克西梅奇，您最好先弄懂这个，在这门科学里贯注了人类最优秀的智慧。”
	伊佐特一周有三个晚上到这里来，我教他识字。起初他对我不大信任，露出轻薄的冷笑，可是上了几次课之后，他温厚地说：
	“你讲得很好！小伙子，你蛮可以当一名教师……”
	于是他突然提议：
	“你好像挺有劲！来，我俩来拉棍儿比一比好吗？”
	我们从厨房里拿来一根棍子，席地而坐，脚掌顶着脚掌，久久地尽力地把对方从地上拉起来。
	霍霍尔笑着在给我们加油：
	“啊——怎么样？加油！”
	终于伊佐特把我拉了起来。这种游戏似乎博得了他对我更多的好感。
	“没有什么，你很棒！”他安慰我说，“可惜，你不会打鱼，否则我就带你到伏尔加河去。伏尔加河的夜晚啊，简直是天堂！”
	他学习很用心，进步相当快，连他自己也感到很惊奇。上课的时候，有时他突然站起来，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高高地扬起眉毛，使劲地念了两三行，然后红着脸望着我，惊讶地说：
	“瞧，我能读了，真他妈的怪！”
	接着他又闭上眼睛，重复念一遍：
	一只山雀在荒凉的原野上哀鸣，
	就像是母亲在儿子的坟上哭泣……
	“看见了吗？”
	有几次他小心翼翼地压着嗓门问我：
	“老弟，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看着这些黑线条，它们怎么就成了词句了呢？而且我也懂得这些词句，是咱们自己常说的词句！我怎么会懂的呢？谁也没有在耳边提示我。如果它们是一张张图画的话，那我自然能看明白，可这儿好像是把思想本身印出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能给他做何解答呢？我也不知道。这使他很不愉快。
	“简直就是魔术！”他说完，叹了口气，并在灯光下一页一页地看了又看。
	他身上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动人的天真，一种透明的、童贞般的东西，越来越使我觉得他很像许多书里所写的那些可爱的农民。他也和所有乡村渔夫一样，像个诗人，喜欢伏尔加河、幽静的夜晚、孤独和消极静观的生活。
	他望着星空问道：
	“霍霍尔说过，可能在星星上面也住着同我们一样的人，你认为怎样？可信吗？最好给他们发个信号，问问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也许，他们过得比我们好，比我们快活……”

第五节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他是孤儿，孑然一身，不依赖任何人，只过自己平静的捕鱼的生活。可是他对庄稼人很不友好，并曾警告我说：
	“你别看他们很亲热，他们都是狡猾的人，虚伪的人，可别相信他们！今天他们对你一个样，明天又是另一个样。他们的眼睛只光顾自己，而把公共的事情看作苦役。”
	他本是一个心肠软的人，可是在谈及乡村“土豪”时，却充满着奇怪的仇恨。
	“他们为什么会比别人富有？那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臭小子，你要是聪明的话，就记住：农民应当团结起来，友好相处，这样才会有力量！可是他们却把村子弄得四分五裂，像一盘散沙。他们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都是些爱恶作剧的人。瞧，霍霍尔为他们累得筋疲力尽了……”
	伊佐特长得漂亮，健壮有力，女人们都喜欢他，把他搅得很难受。
	“诚然，这方面我是被女人惯坏了，”他虔诚地忏悔说，“这对她们的丈夫来说，是一种侮辱，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难受的，但是女人又不能不同情，女人就像是你的第二灵魂，她们活着，却没有欢乐，没有爱抚，像牲畜一样干活，除了干活，什么也没有。她们的丈夫没有工夫去爱抚她们，我却是个自由人。有许多女人婚礼后的第一年就要挨丈夫的拳头。是的，这方面我也有过失，我跟她们调情。我只请求她们一件事：娘儿们只是不要彼此争风吃醋，我可以让你们全都快活！你们不要相互妒忌了，我对你们是一视同仁的，你们我全都怜悯……”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冷笑了一下，又接着说：
	“有一次我甚至差一点跟一位官太太勾搭上了。这位官太太从城里来到了别墅。她长得很漂亮，白得像牛奶一样，头发则是亚麻色的，有一双蓝色的和善的眼睛。我卖给她鱼并死盯着她。‘你想干啥？’她说。‘你自己明白。’我说。‘那好吧。’她说，‘我晚上去找你，你等着！’后来，她真的来了，只是她很怕蚊子。蚊子咬得她难受，于是我们毫无结果。她说：‘我受不了，蚊子咬得太厉害了！’第二天她丈夫就回来了。她丈夫是位法官。瞧，这些官太太是些什么人！”他带着伤心而又责备的口气结束了自己的话，“蚊虫也能打乱她们的生活……”
	伊佐特很赞赏库库什金。
	“你仔细看看库库什金这个庄稼汉吧，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谁要是不喜欢他，那是不公平的。诚然，他爱说些闲话，可是，哪一匹马身上没有点杂毛呢？”
	库库什金没有土地，他娶了一个爱喝酒的女人做老婆。这女人个子矮小，却很机灵，而且很壮实很凶狠。库库什金把自己的农舍出租给了一个铁匠，自己住在澡堂里，在潘科夫家打工。他很喜欢讲些新闻，如果没有新闻可讲，就自己编造一些故事，把这些故事用一条线索串联起来。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听见没有？青科夫区的那个警官要辞职当修士去了。他说，我不愿意再去打骂农夫了，干够了！”
	霍霍尔严肃地说：
	“要是都这样想的话，那就所有的官吏都躲开你们了。”
	库库什金一边从蓬乱的黄头发中拣出麦秸、干草、鸡毛，一边寻思着说：
	“不会全躲开的，只有一些有良心的人才会这样做。这样的人当官当然会感到难受。安东内奇，我看你是不相信良心的，不过要知道，如果没有良心，你就有再大的聪明也活不下去！现在，你就听我给你讲一件事吧……”
	接着他就讲起了一个“最聪明的”女地主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坏的女人，甚至连省长也不顾自己的高官要职来拜访她。省长对她说：‘太太，你随时都要当心！听说您的那些丑闻，您做的坏事都传到彼得堡去了！’她当然用甜酒招待了他。她对他说：‘上帝保佑，您就回去吧，我是不会改变我的性格的！’过了三年零一个月，她突然把庄稼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现在我把我所有的土地都送给你们，再见吧，请原谅我，我就要……’”
	“出家当修女去了。”霍霍尔替他把话说完。
	库库什金仔细地看着霍霍尔，表示肯定说：
	“对，去修道院当院长！这么说，你也听说过她的事？”
	“从未听说过。”
	“那你怎么知道？”
	“我了解你。”
	这个幻想家摇摇头，嘟哝道：
	“你一点儿也不相信人……”
	通常库库什金所讲的故事中，坏人和恶人一旦恶贯满盈，就“失踪了”。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库库什金把他们送进修道院，就像把垃圾倒进垃圾场里去一样。
	他的头脑里常常会闪现一些出人意料的奇怪的想法。他有时突然会皱起眉头宣布：
	“我们想战胜鞑靼人，那是枉然的。鞑靼人比我们好！”其实，这时我们正在谈论组织果农劳动组合的事，并没有提及鞑靼人。
	当罗马斯谈论西伯利亚，谈论富裕的西伯利亚农民时，库库什金却突然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人们两三年不去捕青鱼的话，青鱼就会繁殖得使海水溢出海岸，把人类淹没。这是一种生殖力很强的鱼哩！”
	村里人都认为库库什金是个废物，他讲的故事和那些奇怪的念头常常招惹庄稼人，引起他们对他的辱骂和嘲笑，可是他们还是极感兴趣地、仔细地听他讲，好像期望从他编造的故事里能听到什么真理似的。
	“撒谎大王。”村里的正派人都这样说他，只有爱打扮的潘科夫狐疑地说：
	“库库什金是个不可捉摸的人……”
	库库什金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工人，他会箍桶、砌瓦，会养蜂，并教农妇们饲养家禽，还有一手好木工活。虽然他干活慢条斯理，懒洋洋的样子，但他什么活都能干好。他喜欢养猫，在他的澡堂里养着大小十多只肥壮的猫。他拿乌鸦喂它们，训练它们吃鸡吃鸟。这使村里人对他更加反感。他的猫常常咬死别人的小鸡和母鸡，村妇们则想方设法捉住他的猫，狠狠地揍它们。在库库什金澡堂附近，常常可以听到愤怒的女人们尖刻的叫骂声。不过这并没有使库库什金感到不安。
	“这些傻婆娘！猫嘛，本来就是打猎的畜类，它比狗更灵活。瞧，我在训练它们抓禽类，我还要繁殖几百只猫，然后卖掉，卖的钱全给你们，傻婆娘儿们！”
	他本来识一些字，但全忘了，也不愿意再去拾起来。他天资聪慧，能比别人更快地抓住霍霍尔讲话的重点。
	“对，对，”他像小孩子吞苦药似的皱着眉头说，“这就是说，伊凡雷帝对小百姓并无害处……”
	他和伊佐特、潘科夫晚上都经常来我们这里串门，一来就坐到半夜，听霍霍尔讲世界形势，讲外国人的生活状况，讲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潘科夫很喜欢听法国大革命。
	“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大变革。”他赞叹道。
	两年前，潘科夫就与父亲分开过了。他父亲是个富农，患有大脖子病，两只眼睛鼓得很可怕。潘科夫通过“自由恋爱”跟一个孤女——伊佐特的侄女结婚。他对老婆管得很严，但让她穿城里的连衣裙。父亲骂儿子太执拗，每次经过儿子的新农舍时总要气愤地朝农舍吐唾沫。潘科夫把房子租给了罗马斯，自己则在房子旁边增建了一爿小店铺，这违反了村里富农们的意愿，富农们都非常恨他。他表面上没有理会他们，可是一谈及富农们，他便用粗暴、讽刺的口吻蔑视他们。农村的生活使他感到难受。
	“要是我有手艺，我就住到城里去了……”
	他体态匀称，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保持着庄重的派头，而且很自尊。他是一个极其谨慎而又多疑的人。
	“你从事这种事业是出自内心呢，还是出于理智？”他问罗马斯。
	“你认为呢？”
	“不，还是你说吧！”
	“在你看来，怎样更好呢？”
	“我不知道！那么，你以为呢？”
	罗马斯坚持不让，最后还是逼得这个庄稼人先说了。
	“当然最好是出于理智！不用理智是不能生活的。哪里用了理智，哪里的事情就办得好。感情是我们的坏谋士。凭感情行事，准要倒霉！我真想放火把神父的房子烧掉，叫他别再多管闲事。”
	村里的神父是个凶恶的小老头，有一副田鼠般的嘴脸，他干涉了潘科夫父子之间的争吵，弄得潘科夫非常不愉快。
	起初潘科夫对我也不大友好，甚至近乎仇视，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吆喝我，但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虽然我觉得他对我还有一种隐蔽的不信任。其实我看见他也有点不舒服。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们在一间圆木墙壁的干净的小屋里度过的那几个夜晚。窗子用护窗板关得严严实实，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点着一盏灯，灯前坐着一个脑门很高、剃着光头、留着大胡子的人。他正在说话：
	“生活的真谛就在于人脱离兽性越来越远了……”
	有三个庄稼人在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们全都眉清目秀，通达聪慧。伊佐特总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在聆听一种来自远方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库库什金则不停地转动着身子，好像有蚊虫咬他似的。潘科夫是一边捋着自己浅色的胡子，一边默默地在思考：
	“就是说，人民终归是要分成不同阶层的……”
	潘科夫从不对自己的雇工库库什金说粗话，而且注意地听库库什金这位幻想家编造的种种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很喜欢。
	谈话结束了。我回到自己阁楼里，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望着已经沉睡的村庄和田野，那里笼罩着死一般的静寂。星光穿透了黑夜的雾霭，显得离大地更近却离我更远了。夜的沉寂有力地压缩着我的心脏，思想却飞到了无边无际的远方。于是我看到成千上万的村庄也和我们住的村庄一样，默默地紧贴着辽阔的地面。周围无声无息，一片死寂。
	旷野中的雾气温暖地包围着我，我的心好像被千百条看不见的水蛭吸吮着，渐渐地感到睡意逼近，有一种莫名的焦急不安。在这大地上我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啊……
	我所看到的农村毫无乐趣。我曾多次听说，而且书上也是这样写的：农村里的人比城市里的人生活得更健康更诚恳。可是我看到的庄稼人却成天没完没了地干苦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很不健康，被苦活折磨得筋疲力尽，几乎没有一点儿欢乐。城里的手艺人和工人虽然也干活不少，但生活得愉快一些，没有像这些愁眉苦脸的人那样，成天令人厌烦地抱怨生活。现在的这种理智贫乏的生活是不称心的。显然，村子里的人都像瞎子一样在摸索着生活，他们怕这怕那，互相不信任，有点像狼一样。
	我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固执地不喜欢霍霍尔、潘科夫以及所有想把生活过得有理智的“我们的”人。
	我清楚地看到城里人的各种优点：他们渴望幸福，大胆追求理性，抱有多种多样的目标和任务。在这些夜晚，我常常想起两位市民：
	弗·卡卢金和兹·涅别依，
	钟表业技师，代理各种仪器、外科手术工具、缝纫机及各种类型的八音盒等。
	这块招牌挂在一家小铺子的窄门上。门的两旁是布满灰尘的窗口，弗·卡卢金就坐在其中一只窗口旁边。他是一个秃子，在其黄色秃顶上长着一个疮，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他身体圆滚滚的，长得很结实，几乎不停地笑着，用一个镊子在拨弄着钟表的机器，时而张开那躲在灰白胡子下的小圆嘴，唱起歌来。在另一个窗口则坐着兹·涅别依，他一头卷发，黑脸，一只又大又歪的鼻子和两只像李子一样的大眼睛，还有一撮小胡子。他又干又瘦，像个魔鬼。他也在拆修或安装一些精致的小机器，时而也突然用男低音哼几声：
	特拉——达——达姆，达姆，达姆！
	在他们的背后杂乱地堆放着一些箱子、机器，还有一些轮子、八音盒和地球仪，货架上则到处摆放着不同样式的金属物，墙上许多钟表在不停地摆动。我真想留下来整天都看着这些人是如何工作的，但是我的高大的身影挡住了他们的光线，他们摆出一副很难看的脸，向我挥手，叫我走开。我离开时还羡慕地想：
	“一个人要是什么都会做该多么幸福啊！”
	我很尊敬这些人，并且相信他们通晓一切机器和工具，能修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这才算是人呢！
	可是我不喜欢农村。庄稼人是难于理解的，农妇们则特别爱抱怨病痛，她们总是说“心头憋闷”“胸口难受”“肚子绞痛”。每逢节日她们坐在自己的农舍旁或伏尔加河岸上，最多和最乐意谈的就是这些话题。她们都非常容易发脾气，疯狂地相互对骂。为了一个不值钱的破瓦罐，几家人竟可以拿起棍棒大打出手，把老婆子的胳膊打断，把小伙子的脑壳砸破。这样的斗殴几乎每星期都要发生。
	小伙子们公开调戏姑娘们，下流无耻。他们在田间捉住姑娘们，掀起她们的裙子，用裙摆包住她们的头，再用椴树皮牢牢系住，管这个叫“处女开花”。这些从腰部以下完全裸露的姑娘们尖叫着，咒骂着。可是她们好像也很喜欢这种游戏，因为看得出来，她们在解开自己被系住的裙摆时，故意放慢动作。在教堂里做通宵弥撒时，小伙子们就用手去拧姑娘们的屁股蛋，好像他们只是为此才到教堂里来的。每到星期天，神父都在宣教台上说：
	“这些畜生，难道你们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吗？”
	“乌克兰人对于宗教好像比这里的人更富有诗意些。”罗马斯说，“我看到，这里的人们信上帝只是出于恐惧和贪欲的粗野本能。知道吗，那种对上帝的真诚的爱、对美和力量的敬畏在这里的人的心里是没有的。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的人比较容易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告诉您吧，宗教是一种最有害的偏见。”
	这里的小伙子爱吹牛，但都是胆小鬼。他们已经有三次夜里在大街上碰见我，试图殴打我，但他们都没有成功。只有一次他们用棍子打着了我的腿。当然，我没有把这种小动作告诉罗马斯，不过他发现我的脚有点儿跛，便猜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嘿，您终于也得到了一份礼物？我跟您说了要当心！”
	虽然他劝告过我不要夜间出去散步，可我有时还是通过菜园来到伏尔加河岸上，坐在白柳树下，隔着透明的夜幕往下朝河岸后面的草地上眺望。伏尔加河庄严而缓慢的流水被隐没了的太阳的光辉厚厚地染上一层金黄色，这种光辉是由没有生气的月亮反映出来的。我不喜欢月亮，因为月亮上好像有一种险恶的东西引起我的悲愁，就像吠月的犬一样，直想放声号叫。当我知道，月亮不会发光，它是死的，月亮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时，我非常高兴。在这之前，我想象月亮上住的都是铜铸的人，他们是由三角铁一样的东西构成的，走起路来像只两脚规，发出的声音则像斋戒日教堂的钟声一样，洪亮得吓人。月亮上的一切都是铜的，不论植物还是动物都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响声，威胁着大地，同谋加害于大地。当我听说月球上面是空空的时，我感到很高兴。不过我总还是希望有一个大流星能落在月球上，有力的碰撞能使月亮发出光来，并以自己的光照亮地球。
	我眺望着伏尔加河的流水，它晃动着一条锦缎般的光带，在黑暗中一个遥远的地方出现，消失在岩石河岸的黑影里。我觉得，我的思想变得更活跃更敏锐了，有一种用语言难于形容的、与白天的感受迥然不同的轻快的思绪。伏尔加河的巨大水流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在黑黑的宽大的河道上，一艘轮船像长着火红羽毛的怪鸟，慢慢地滑行，身后发出像是沉重的翅膀拍击的轻轻的响声。在长满水草的堤岸下面，从堤岸沿水面延伸开去是一束耀眼的红光。这是渔民在打灯捕鱼。不过也可以这样作想：这是许多繁星中从天上落在河里的一颗无家可归的星星，它像一朵火花漂流在水面上。
	过去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如今在我脑子里发展成了一种奇怪的幻想。想象力不断地编织着一幅幅无比美丽的图画，我也好像追随着伏尔加河在轻柔的夜空中漂流。
	伊佐特来找我，在黑夜中他好像显得更高大更令人喜欢了。
	“你又到这里来了？”他问道，然后在我旁边坐下来，许久默不作声，聚精会神地双目望着河流和天空，用手捋着丝一般的金色胡子。然后谈他的幻想：
	“将来我读完各种书了，学有所成了，我就走遍一切天涯海角，了解一切事理，去教育人民！是啊，老弟，能坦诚地跟人交换意见该多么好啊！哪怕是某些村妇，如果你跟她说心里话，她们也能听懂的。不久前，一个村妇坐在我船上问我：‘我们死后会怎样呢？我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天堂。’老弟，你看，她们也是……”
	他没有找到适当的词汇，沉默了一下，最后补充说：
	“活的灵魂……”
	伊佐特是个夜猫子。他有很好的审美感，很善于像爱幻想的孩子那样，用平静的语言谈论美。他信上帝，但不怕上帝，他是按照教堂的圣像把上帝想象成一个高大的、仪表优雅的老人，一个善良、聪慧的世界之主，上帝之所以无法抗恶，仅仅是因为“他忙不过来，人口繁衍得太多了！不过，这也不要紧，他会把事情办好的，你就等着瞧吧！至于耶稣，我却弄不明白——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对我毫无用处。其实，有一个上帝就够了，干吗还要再来一个耶稣呢？据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儿子又怎么样呢？我想，上帝是不会死的……”
	伊佐特大多数时间都是默默地坐着想心事，只是偶尔叹口气说：
	“是呀，原来是这样……”
	“什么？”
	“我这是在说自己……”
	接着他又叹口气，望着浑浊的远方。
	“生活——真好！”
	我同意地说：
	“是的，真好！”
	伏尔加河天鹅绒般的黑色水带雄浑有力地流泻着。在河的上空浮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银色天河，几颗硕大的星星像金云雀那样闪着亮光，心儿则小声地叙说着关于生活奥秘的荒诞的思绪。
	在遥远的草地的上空，从浅红色的云层中射出了太阳的光线，瞧，天空中的太阳有如孔雀开屏了！
	“太阳——真奇妙！”伊佐特嘟哝道，幸福地笑了笑。
	苹果树开花了，村里弥漫着粉红色的云雾和苦涩的气味，到处都能闻到这种气味，它压倒了油烟和大粪的气味。千百棵苹果树像节日似的穿着由粉红色的花瓣织成的锦衣，一行行整齐有序地从村里排到田野。在月明之夜，微风习习，花枝摇曳，发出微微的簌簌声，仿佛是金蓝色的沉重的波涛淹没了村庄。夜莺不知疲倦地纵情歌唱，到了白天椋鸟激越地啾鸣，还有那看不见的云雀不断地向大地倾诉着其柔情蜜意。
	每逢节日的夜晚，姑娘们和小媳妇们便上街游逛，张开嘴巴，像小鸟一样放声歌唱，娇慵地发出醉意的微笑。伊佐特也醉汉似的微笑着，他变得消瘦了，眼睛陷进黑色的深窝里，面容却显得更严峻、更漂亮、更像一个圣徒了！他整天都在睡觉，只有到了傍晚才心事重重、精神恍惚地出现在街道上。库库什金粗鲁而温和地奚落他，而他却难为情地笑道：
	“别说了，懂吗，有什么办法呢？”
	接着他又叹赏道：
	“啊，生活真甜蜜！要知道，生活过得多么温馨，话又说得多么惬意！有一些话，你至死也忘不了，你若是死后复活了，那你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些话。”
	“当心，那些女人的丈夫要揍你！”霍霍尔警告他说，并温和地笑了笑。
	“也是，是该揍。”伊佐特赞同地说。
	几乎每天晚上，米贡那高亢、动人的歌喉就会伴随着夜莺的歌声从果园、田野和伏尔加河岸上飘过来。许多优秀的歌曲他都唱得惊人地美。为此，庄稼汉们甚至也原谅了他做的许多坏事。
	每逢礼拜六的夜晚，我们的小铺子里都聚拢了许多人，如苏斯洛夫老头、巴里诺夫、铁匠克罗多夫、米贡等，他们都是必到的。大家坐着，边思考，边交谈，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又来了。这样一直持续到半夜。有时也有一些酒鬼闹事，其中闹得最多的是退伍军人科斯京，他是独眼龙，左手还缺了两个手指。他卷起袖子，挥起拳头，像只好斗的公鸡，一步跳到铺子门前，扯着嗓子拼命地嚷道：
	“霍霍尔，你这个孬种，信土耳其人教的人！你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到教堂去做祈祷？你这个邪教徒！你这个捣乱分子！你回答我：你是什么人？”
	大家都嘲笑科斯京：
	“米什卡305，你干吗要打掉自己的手指头？是害怕土耳其人吧？”
	他冲过去要跟人打架，大家却笑着把他揪住，大喊大叫地将他推到山沟里去。他像陀螺一样沿山坡滚下去，并尖声叫喊着：
	“救命呀，杀人啦……”
	后来他从山沟里爬上来，浑身尘土，并向霍霍尔讨要买酒钱。
	“凭什么？”
	“因为我给你们取乐了。”科斯京回答说。庄稼汉们也友善地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节日的早晨，厨娘把炉子里的柴火点着后便到院子里去了，当时我正在铺子里。厨房里突然“砰”的一声，整个铺子震颤了一下，糖果盒也从架子上翻滚下来，被震碎的玻璃发出清脆的响声，地板砰砰响。我立即向厨房奔去，黑色的烟云从厨房的门口向房间里涌来，烟云后面发出种种咝咝声和噼啪声。霍霍尔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说：
	“站住……”
	厨娘在过道上大声哭泣。
	“唉，蠢婆娘……”
	罗马斯钻进烟雾里，咣当一声什么东西倒了，他骂了一声并大声喊道：
	“别哭了，快拿水来！”
	在厨房的地板上有几块劈柴在冒烟，有些碎片还在燃烧，倒塌了几块炉砖，黑黑的炉膛已经空了，像是被打扫过了似的。烟雾中我摸到了水桶，把地板上的火浇灭，然后把劈柴重新投进炉子里。
	“当心！”罗马斯对我说。他抓住厨娘的手，把她推进房间里，命令她说：
	“去把店门关上！马克西姆奇！要当心！可能还会发生爆炸……”接着他蹲下来，仔细观察那些圆圆的松木劈柴，然后又把我投进炉子里的劈柴取了出来。
	“您这是干什么？”
	“您瞧吧！”
	他把那块奇怪的爆炸过的圆木头递给我看。我看见圆木头的中心有一个用手摇钻旋出的洞，并奇怪地被熏黑了。
	“您明白吗？这些魔鬼在里面装了炸药。嘿，这些蠢蛋，一俄斤炸药能顶什么用呢？”
	然后他把这块木头丢在一边，开始洗手，说道：
	“幸好阿克西尼娅出去了，否则她会受伤的……”
	带有酸味的烟雾消散了，现在看得很清楚，架子上的餐具被震碎了，窗玻璃全破了，炉口边的砖也被炸崩了。
	我不喜欢霍霍尔这个时候的平静态度，他现在的表现，好像眼前这种愚蠢行为一点也不使他感到愤怒。大街上的孩子们却在奔跑着，尖声叫喊：
	“霍霍尔家失火了，我们的村子烧起来了！”
	一个村妇在那里边哭边数落。从房间里传来了阿克西尼娅的惊叫声：
	“米哈伊洛·安东内奇！有人闯进铺子里来啦！”
	“喂，喂，小声点！”他一边说，一边用毛巾擦拭自己的湿胡子。
	从房间那边敞开的窗口处，许多张因恐惧和恼怒而扭曲了的毛茸茸的脸，眯缝着被烟熏痛了的眼睛，望着小铺子。有一个人激昂地尖声叫喊：
	“把他们赶出村子去！他们老是出事！上帝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矮个子、红头发的农民，翕动着嘴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试图从窗口爬进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右手拿着一把斧子，左手痉挛地抓着窗台，滑了下去。
	罗马斯一只手拿着一块木柴，问他：
	“你往哪里钻？”
	“我的爷，我来灭火……”
	“可是，哪儿也没有着火呀……”
	这个农民惊愕地张着嘴，离开了。罗马斯则走到店铺门口，拿出那块木柴给大家看，然后对着这群人说：
	“你们当中是谁把炸药装进这块木柴里，然后又塞在我的柴堆里？可是火药太少了，所以我们没受到任何损害……”
	我站在霍霍尔的背后，望着这群人，听见那个手里拿着斧子的人胆怯地说：
	“他干吗拿着木柴冲我挥动呢……”
	已经喝了酒的退伍军人科斯京高声喊道：
	“把他赶走，暴徒！把他送上法庭……”
	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吭声，注视着罗马斯，半信半疑地继续听他说话：
	“要炸掉这座农舍，需要很多炸药，也许得用一普特才成！好了，你们也散开吧……”
	有一个人问道：
	“村长在哪儿呢？”
	“该去找村警！”
	人们不慌不忙、不大乐意地散开了，好像有点儿遗憾似的。
	我们坐下来喝茶。阿克西尼娅比任何时候都更殷勤、更和善地给大家倒茶，并同情地对罗马斯说：
	“您不去告他们，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放肆。”
	“这种事不让您生气吗？”我问道。
	“我没有工夫对每一件蠢事去生气。”
	我在想：“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此平心静气地处理自己的事，那该多好啊！”
	他曾说过不久他要到喀山去，并问我要买些什么书带回来。
	我有时觉得，他的心灵里有一种像钟表一样的机器，上一次发条，就可以走一辈子。我喜欢霍霍尔，非常敬佩他，可是我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对我或对别的什么人生一次气，捶胸顿足，大叫大喊一番。然而他根本不会生气，或不想生气。每当他被某种蠢事或无耻的行为激怒时，他都只是嘲讽地眯缝起一双灰色的眼睛，说几句简短而又冷漠的话，而且这些话总是极其普通而又客气的。
	例如，有一次他质问苏斯洛夫：
	“您，一大把年纪了，为什么还昧着良心呢，嗯？”
	老头的黄脸和额头慢慢地红了起来，连他那白胡须好像也从须根变成了红色。
	“要知道，这对您没有什么好处，而您却丢掉了尊严。”
	苏斯洛夫低下头，表示同意地说：
	“对，没有好处！”
	后来苏斯洛夫对伊佐特说：
	“他真是个心灵指导者！要能选这样的人做长官就好了……”
	罗马斯简单、明确地告诉我，他不在时我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我觉得，他已经忘掉了人们曾用爆炸威吓他的事，就像忘掉了蚊虫叮过他的皮肤一样。
	潘科夫来了，他察看了一下炉子，皱着眉头问道：
	“没有吓着吧？”
	“咳，怎么会呢？”
	“这可是战争！”
	“请坐，喝点茶。”
	“老婆还等着我呢。”
	“你从哪儿来？”
	“从渔场。我跟伊佐特在一起。”
	他出来，走进厨房里，再一次若有所思地重说一遍：
	“这可是战争。”
	他同霍霍尔说话总是很简短，好像他们对一切重要的和复杂的问题早就交换过意见了。记得有一次，当听完罗马斯讲述关于伊凡雷帝王朝的故事后，伊佐特说：
	“他是个令人厌恶的沙皇！”
	“是刽子手。”库库什金加了一句，而潘科夫却坚定地表示说：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聪明。他废除了王公，却引出了许多小贵族，还引来了外国人。这方面他太不聪明了。小地主比大地主更坏。苍蝇不是狼，用枪打不着，比狼更难对付。”
	库库什金提着一桶和好了的泥浆过来，一边砌炉砖，一边说：
	“这些魔鬼想出的好主意！他们虽然连自己身上的虱子也捉不干净，杀起人来却毫不客气！安东内奇，你可不要一下子进太多的货，少运一点，多运几次好，不然，你瞧着，又要给你放一把火！如今你正在办那件事，要当心不测的灾祸！”
	“那件事”——是指果农办劳动组合的事。这事引起村里富农们的极大不满。霍霍尔在潘科夫、苏斯洛夫及其他两三个明是非的农民的帮助下，快要把这件事办好了。大多数农民已开始对罗马斯表示好感，小铺子的顾客也明显地增多了，甚至像巴里诺夫、米贡这些“没出息的”农民，也竭尽全力地帮助霍霍尔的事业了。
	我很喜欢米贡，喜欢听他那美丽而悲伤的歌。他唱歌时，把眼睛闭上。于是他那苦愁的脸也就不抽搐了。他常在没有月光、天空布满乌云的暗夜里唱歌。到了傍晚，他便常常小声地叫唤我：
	“你到伏尔加河上来吧！”
	在伏尔加河上，他坐在小船的船尾上，开始修补禁止使用的捕鲟鱼的渔具，两条黑黑的罗圈腿伸在伏尔加河的黑水里，小声地说：
	“地主老爷挖苦我就算了，我能忍受，狗东西，他有头有脸，他比我见识多。可是，我的庄稼人兄弟也挤对我，我怎么能忍受呢？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他数的是卢布，而我数的是戈比，不就是这点儿差别吗？”
	米贡的脸病态地扭动一下，眉毛跳了跳，手指头很快地晃动着，一边检查渔网，一边用小锉子把刺钩锉尖，小声地说出心里话：
	“人家说我是小偷。是的，我是有这毛病！但是，要知道，大家都过着强盗的生活，大家都是你咬我，我咬你！是的，我们这样的人是上帝不喜欢，魔鬼喜欢的！”
	黑色的河水在我们身边流过，黑色的云团在河流的上空飘动，在黑暗中长满青草的河岸看不见了。波浪徐缓地拍打着岸边的沙面，冲洗着我的双脚，好像要引诱我到一个无边的浮动着的黑暗的地方去。
	“人总是要活吧？”米贡叹着气问道。
	山上传来悲凉的犬吠声，我像做梦似的想：
	“可为什么要像你这样地活着呢？”
	河面上很静、很黑，也很可怕，而且这种温暖的黑暗是无边无际的。
	“他们要打死霍霍尔，而且也要打死你，你们就瞧着吧。”米贡嘟哝道，然后又小声地唱起歌来：
	我的妈妈多爱我，
	她曾这样对我说：
	“哎哟，雅沙，我的心肝宝贝呀！
	你要安安静静地活着……”
	他闭上眼睛，声音显得更有力更悲戚了，他那修补网绳的手也变得更迟缓了。
	我却没有听亲人的话，
	哎哟，我没有听话……
	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大地已被这滚滚而来的黑色水流冲翻，我也随着大地滑到了黑暗之中，滑到了太阳永远沉没的黑暗之中。
	米贡像开始时突然唱起歌来一样，突然又不唱了。他默默地把小船推到水里，坐上去，几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我望着他的背影寻思着：
	“这种人活着是为什么呢？”
	我的朋友中间还有一个巴里诺夫，他是个吊儿郎当的人，吹牛家、懒蛋、好挑拨是非者和坐不住的流浪汉，他住在莫斯科，一提起莫斯科，他就要啐唾沫。
	“这个城市是座地狱，乌七八糟，教堂有一万四千零六座，而人们则全是骗子！全都像马一样长了疥疮。真的，所有的商人、军人、小市民都是一边走路一边搔痒。真的，莫斯科有一尊‘炮王’，炮筒可粗啦！是彼得大帝亲手铸造的，是用来轰击造反者的。有一个贵族婆娘起来反抗沙皇，因为彼得大帝跟她一天又一天同居了整整七年，后来却把她和三个孩子抛弃了。她气极了，就起来造反。就这样，我的老弟，他的大炮对准造反者轰隆一声，就击毙了九千三百零八个人！连他自己也被吓坏了。‘不行！’他对大主教费拉列说，‘得把这鬼玩意儿堵上，别再让别人去用它！’于是炮口就被堵上了……”
	我对他说，这全是胡扯！他生气地说：
	“我的老天爷！你真可恶！这是一位学者详细地给我讲的故事，你却说我胡扯……”
	他常到基辅去“朝圣”，并对人讲：
	“基辅这个城市像我们的村子一样，也是在山上，也有一条河流，只是我忘记了叫什么河。跟伏尔加河相反，它简直是一条小溪！直率地说，这个城市是乱糟糟的，所有的街道都弯弯曲曲，通往山上。这里的人全是霍霍尔，可不像米哈伊洛·安东诺夫那样，他们是半波兰人半鞑靼人的混血种，喜欢闲扯，不说正经话，不梳头不理发，十分肮脏，喜欢吃蛤蟆，那里的蛤蟆一只就有十普特重。他们出门骑牛，耕田也用牛。他们的牛大得很，最小的牛也比我们的大四倍，重八十三普特。那里有五万七千个修道士和二百七十三个主教……嘿，真是怪人！你怎么能跟我争论呢？我这全都是亲眼看到的，你到过那里吗？没到过。这不就得了！老弟，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准确性……”
	他喜欢数目字，跟我学会了加法和乘法，不过再没有心学除法了。他着迷于多位数的乘法，而且常常出错。他用木棍子在沙地上画出长长一道数目字，惊讶地瞪着孩子般的眼睛望着它们，叹息道：“这样长的数目字谁也念不出来！”
	他是一个不爱整洁、蓬头乱发、衣衫褴褛的人，不过他的脸却几乎可以说是漂亮的：留着卷曲而欢快的小胡子，一双蓝色的眼睛显出孩子般的微笑。在他和库库什金身上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俩才相互躲着不见面吧。
	巴里诺夫曾两次到里海去捕鱼，他念念不忘地说：
	“我的老弟，什么都不能跟大海相比，你站在它的面前，简直就是一条小虫！你望着它，就忘掉自己的存在了！海上的生活是甜蜜的，所有的人都向往它，甚至一位修道院的大司祭也到海上来了，他干得不错！一位厨娘也来了，她原来跟一位检察官姘居，你瞧，她还要什么呢？但她还是忍不住海的诱惑。她对检察官说：‘检察官呀，你待我非常好，不过我们还是分手吧！’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看了一次海，他就会对它流连忘返。大海就像天堂一样宽广，没有任何人挤着你！我也要永远到海上去，因为我不喜欢这芸芸众生！就是这么回事。我情愿在荒漠中过隐士的生活，只是我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合适的一方净土……”
	他像一只丧家狗，在村子里游荡。大家都瞧不起他，但是大家却都乐意听他讲故事，就像乐意听米贡唱歌一样。
	“真能瞎编，不过很有趣！”
	他的这种编造有时甚至能扰乱像潘科夫这样稳健的人的理智。有一次这个不轻易相信人的庄稼汉对霍霍尔说：
	“巴里诺夫证实说，关于伊凡雷帝的事，书上并没有写全，有许多事被隐瞒了。他说，伊凡雷帝是一个会变形的人，曾变成过一只鹰。从那时候起，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钱币上铸了一只鹰。”
	我曾多少次发现，所有那些稀奇的、编造的，甚至编造得很差的故事，往往要比那些严肃的讲述生活真理的故事更受欢迎。
	可是当我把这种发现告诉霍霍尔时，他却笑着说：
	“这种情况会过去的！只要人们学会了思考，他们就会接近真理。对巴里诺夫、库库什金这样的怪人，您也要理解他们。要知道，这都是一些艺术家、作家。大概，基督当初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吧。其实他有些东西编造得并不坏。这一点您会同意吧……”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很少谈论上帝，也不愿意谈论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头经常很自信地说：
	“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可我却总是在这些话里听到一种绝望的东西。我和这些人相处得很好，而且从他们的夜间交谈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似乎觉得，罗马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棵粗壮的大树，扎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在那里，在生活的深处，它的根又与另一些古老大树的根交织在一起，于是大树的每根树枝都鲜艳地开出思想之花，茂盛地长出响亮的语言的叶子。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成长，在汲取了书本的有滋补的蜜汁后，我说话更加自信了。霍霍尔不止一次地笑着夸奖我说：
	“您做得很好，马克西梅奇！”
	我是多么感激他对我说这些话啊！
	潘科夫有时带着他老婆来。他老婆是一个小个子女人，有一张温顺的脸和一双聪明的蓝眼睛，一身城里人的打扮。她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谦逊地闭着嘴，但不久便惊奇地张开嘴，眼睛也怯懦地瞪起来。偶尔听到一句中肯的话，她就用双手捂着脸笑起来。潘科夫向罗马斯递个眼色说：
	“瞧，她也听得懂！”
	经常有一些机警的人来找霍霍尔，他就带他们到我住的阁楼上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阿克西尼娅给他们送些吃的、喝的去，他们就在那里睡觉休息。除了我和厨娘外，谁也看不见他们。厨娘对罗马斯像狗一般忠实，十分崇拜他。晚上伊佐特和潘科夫便用小船把这些客人送到过往的轮船上，或者送到洛贝什卡码头上。我便在山上遥望着他们的小船在黑色的河水里或者是在银色的月光下发出的时隐时现的亮光。为了引起轮船船长的注意，小船上悬上一盏灯笼。我一直望着，觉得自己也参加了这种伟大而秘密的事业。
	玛丽娅·捷连科娃从城里回来了，可是在她的目光里我再也看不到那种使我难为情的东西了。她的眼睛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姑娘的眼睛。她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漂亮而感到幸福，由于有一个魁梧的大胡子男人追求她而感到高兴。那个男人跟她说话时和跟别人说话一样，平静而带点嘲笑，只是捋胡子捋得更勤了，眼神更温和一些，而她的尖嗓门也变得更欢快了。她穿一身蓝色的连衣裙，浅色头发上系一条蓝色的丝带。她那孩子般的双手奇怪地在东摸西摸，好像要寻找什么，抓住什么东西似的。她几乎不停地在小声唱歌，嘴唇却没有张开，并用小手绢扇着她那粉红色的、快要融化的脸蛋儿。她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到不快和气恼。我尽可能地少看到她。
	七月中旬，伊佐特不见了，传说是淹死了。两三天后事情得到了证实：在伏尔加河下游离村子七俄里的地方，发现了他的船，就在长满水草的河岸边，船底被撞穿，船舷被撞碎了。人们认为，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大概是因为伊佐特在河里睡着了，他的船漂到了离村子五俄里的地方，撞在那里停泊着的三条大驳船的船头上而破裂了。
	这件事发生时罗马斯在喀山，晚上库库什金到小铺里来找我。他垂头丧气地坐在麻袋上，眼睛看着自己的双脚，沉默了一阵子，然后一边抽烟一边问道：
	“霍霍尔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他用手掌使劲地搓着他那满是伤痕的脸，轻声地骂着粗话，像骨鲠在喉似的吼叫着。
	“你怎么啦？”
	他咬着嘴唇看了我一眼。他眼睛发红，下巴颤抖着。显然他已经说不出话。我恐慌地等待着悲惨的消息。最后，他朝街上望了一眼，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说：
	“我和米贡去过了，看到了伊佐特的船，船底是用斧子砍穿的——明白吗？这就是说，伊佐特是被杀害的！一定是……”
	他边摇头边不停地骂着粗话，一句接着一句，声音沙哑地啜泣着，然后沉默了一下，开始画十字。这个庄稼汉很想哭，可是他不能，也不会，而是全身颤抖着，又恼恨又悲痛地喘着气。后来他抬起头，一跃而起，走出去了。真叫人目不忍睹。

第六节
	第二天晚上，孩子们到河里洗澡。他们在一条搁浅了的驳船下发现了伊佐特。这驳船就停在离村子不远的岸边，一半搭在岸边的岩石上，另一半浮在水里。伊佐特的长长的尸体挂在水中一半船的舵把上，他脸朝下，被砸破的脑壳空空的，河水把他的脑浆冲走了。这个渔夫是被人从后面砍死的，后脑壳被斧子砍得很齐整。伊佐特的尸体被水流冲得荡来荡去，两条腿被冲到岸边，两只胳膊也在摆动着，好像他正使劲地试图往岸上爬似的。
	河岸上阴沉地、凝神地站着二十多个富农，贫农们则还没有从地里回来。胆小而又狡猾的村长挥着一根手杖在奔忙着，用鼻子大声吸着气，拿粉红色的袖子擦鼻涕。粗壮的杂货铺老板库兹明则宽宽地叉开双腿，挺着肚子站在那里，他轮番地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库库什金，恶狠狠地皱起眉头，不过他那双淡色的眼睛也含着泪水，一张麻脸显得可怜巴巴的。
	“哎呀，真是胡作非为！”村长哭丧着脸喊道，两条罗圈腿摇来摆去，“唉，这些庄稼人，真可恶！”
	村长的儿媳妇是个又高又胖的年轻女人，她坐在一块岩石上，呆呆地望着河水，用颤抖的手画着十字，嘴唇微微地抖动着，那又厚又红的下唇像狗嘴唇一样，极其难看地下垂着，露出一排黄色的大牙。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像花球似的一个接一个地从山上滚下来；满身尘土的庄稼汉也及时赶来了，群众都小心地小声地议论着：
	“是一个好惹是非的庄稼人。”
	“怎么会这样？”
	“喏，就像那个库库什金，好惹是非……”
	“无缘无故地弄死一个人……”
	“伊佐特生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安分守己？”库库什金吼起来，向人群扑过去，“那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你们这些败类！”
	突然有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像一根鞭子抽打在人们身上，庄稼汉们都叫嚷起来，相互推搡着、辱骂着、吼叫着。库库什金跳到杂货铺老板跟前，抡起胳膊朝他的麻脸上打了一个嘴巴：
	“给你一下，老畜生！”
	他挥着双拳立即从乱哄哄的人群中跳出来，几乎是高兴地冲我喊道：
	“走吧，要打架啦！”
	人们也打了他。他吐出被打破的嘴唇上的血，不过脸上还显出很得意的样子……
	“看见没有，我给了库兹明一个嘴巴！”
	巴里诺夫跑到我们跟前来，胆怯地打量了一下挤在驳船旁边的人群。从人群中传来了村长的尖细的话音：
	“不，你说，我纵容谁了？你就说吧！”
	“我该离开这里了。”巴里诺夫嘟哝道，朝山上走去。晚上天气很热，令人感到憋闷。紫红色的太阳降落在厚密的蓝色云层里，灌木丛的枝叶上闪烁着红色的反光，什么地方传来了雷声。
	伊佐特的尸体在我眼前浮动，破脑壳上的头发被流水冲得笔直，好像竖了起来。我回想起了他那低沉的声音和好听的话语：
	“每个人身上都有童稚的东西，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点，看到这种童稚的东西！就拿霍霍尔来说吧，他表面上好像铁一样硬，但他的心灵却像儿童般的天真！”
	库库什金跟我并排走着，他生气地说：
	“他们要把我们全都弄成这样……天啊，多么愚蠢！”
	两天后的深夜里，霍霍尔回来了。看样子他有什么开心事，对人特别亲热，在我领他进屋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马克西梅奇，你睡得很少吧！”
	“伊佐特被害了。”
	“什——么？”
	他的颧骨像肿瘤一样鼓了起来，胡须在抖动，像一股细流往胸口流淌。他没有脱下帽子，站在房子中间，眯缝着眼睛直摇头。
	“那么，知道是谁干的吗？是啊……”
	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在那里坐下来，舒展了一下腿脚。
	“我早就对他说过……长官来过了吗？”
	“昨天，警长来过。”
	“那么，有什么结果吗？”他一边问，一边又自己回答说，“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告诉他，警官像往常一样，待在库兹明家里，并下令把库库什金带到拘留所去，因为他打了杂货铺老板一个嘴巴。
	“是呀，你还能说什么呢？”
	接着我便到厨房里烧茶炊去了。
	喝茶时罗马斯说：
	“这种人真可怜，他们杀害自己最好的人！可以认为，他们是害怕好人。正如这里的人所说的，他们跟好人‘合不来’。当年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有一个苦役犯曾对我讲过，他原来是行窃的。他们一伙有五个人，后来其中一人提议说：‘弟兄们，我们别干扒窃的事了，反正没有好处，日子不好过！’为此，他们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掐死了。讲故事的人还把被掐死的人大加称赞一番，他说：‘后来我杀死过三个人，我一点也不怜惜他们，倒是这个被我们掐死的伙伴，我至今还很怜惜他，这是个好伙伴，聪明，快活，心地纯正。’我问他：‘那你们干吗要杀害他呢？是怕他出卖你们吗？’这个讲故事的人甚至生气地说：‘不，他决不会为了钱或任何什么东西出卖伙伴的，只是因为同他合不来——好像我们都是罪犯，而他却是正派人，叫人很不舒服。’”
	霍霍尔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他嘴里叼着烟斗，穿一件齐脚跟长的鞑靼式的白衬衣，全身雪白，光着脚板，迈着稳健的步子，平静而若有所思地说：
	“我曾多次碰见过这种害怕正派人、杀害好人的事。有两种对待正派人的态度：一种是先用巧妙的方法加害于他，然后千方百计地消灭他；另一种是像狗一样直望着他，匍匐在他的面前。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至于向好人学习如何生活，仿效他们——则不能，也不会。也许是不愿意吧！”
	他端起那杯已经冷却了的茶，接着说：
	“他们也许是不愿意！您想想，人家好不容易才为自己安排了某种生活，并习惯了这种生活，却突然有一个人出来反对，说什么：你们别这样生活！不是这样吗？我们把最宝贵的精力都投到这种生活里去了，见你的鬼去吧！于是就‘啪’的一声，给他的老师——一个正派人一个嘴巴：你别来干涉我们！可是生活的真理毕竟是在敢于说出‘你们别这样生活’的人的一边。他们是对的，正是他们推动生活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他朝书架挥了挥手，又补充说：
	“尤其是这些书！唉，我若是会写书就好了！可是我不会写，我的思想迟钝，没有条理。”
	他靠桌子边坐下来，把臂肘支在桌面上，双手抱着脑袋说：
	“伊佐特真可怜……”
	然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算了，我们睡觉吧……”
	我回到我的阁楼里，坐在窗口下。田野上空闪出亮光，照亮了半边天。每当天空中闪出红光时，月亮好像也被吓得颤抖起来。狗在拼命地狂吠，如果没有犬吠，我真可能以为自己居住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呢！远处雷声隆隆，窗口里却流入一股闷人的热气。
	伊佐特的尸体就躺在我的面前柳树丛下面的河岸上。他的发紫的脸朝天仰着，而玻璃似的眼睛却严峻地审视着自己的内心。金黄色的胡须的末端粘连成尖形的块状，里面隐藏着惊愕地张开的嘴。
	“马克西梅奇，重要的是仁慈、亲善！我之所以喜欢复活节，是因为它是最亲善的节日。”
	他那被伏尔加河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发紫的脚上，紧紧裹着一条蓝色的裤子，裤子被炎热的太阳晒干了。有一些苍蝇在这个渔夫的脸上嗡嗡地乱飞。尸体散发出使人发晕、令人作呕的气味。
	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罗马斯弓身走进门里，坐在我的木板床上，用手拢着胡子说：
	“知道吗，我要结婚了！真的。”
	“女人住这里怕有困难……”
	他注视着我，好像在等我再说些什么话，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束闪光射进房里，把房间照得通亮。
	“我要同玛莎·捷连科娃结婚……”
	我不由得笑了笑。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到，竟可以把这姑娘叫作玛莎，真有趣！我不记得，她的父亲或兄弟曾经如此亲昵地叫过她玛莎。
	“您笑什么？”
	“没有什么。”
	“您认为，我对她来说，年纪太大了？”
	“啊，不是！”
	“她跟我说过，您也爱过她。”
	“好像是吧！”
	“那么现在呢？过去了？”
	“我想是的。”
	他松开手中的胡子，小声地说：
	“在你们的年纪，经常有‘好像是’，而对我来说，这就不是‘好像是’了，简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不许你有更多的考虑，也无力去考虑了！”
	于是他露出坚实的牙齿，含着笑继续说：
	“安东尼306在亚克兴海战时被恺撒·奥克塔维安打败，就是因为当埃及女王克列奥帕特拉被吓得退出战斗时，他也放弃了自己的舰队和指挥，乘自己的战船追克列奥帕特拉去了。瞧，竟有这样的事！”
	罗马斯站起来，直了直身子，好像要违反自己的意志似的又重复说一遍：
	“不管怎么样，我要结婚了！”
	“很快吗？”
	“秋天，收完苹果以后。”
	他走了。出门时头弯得特别低。我躺下来睡觉，心里想，我最好秋天离开这里。他为什么要说起安东尼呢？我不喜欢他说这些事。
	该是采摘早熟苹果的时候了，果园果实累累，苹果的树枝被果子压得垂地。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果园，孩子们吵吵闹闹地拾捡那些被虫咬过和被风吹落的又黄又红的苹果。
	八月初罗马斯从喀山回来了，他运来一船的货物和许多装满东西的大筐。这时是上午八点钟，霍霍尔刚洗过澡，换了衣服，准备喝茶，高兴地说：
	“夜晚在河里行船真舒服……”
	突然，他用鼻子嗅了嗅，很关心地问道：
	“好像有焦臭味？”
	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了阿克西尼娅的哭号声。
	“着火了！”
	我们立即跑到院子里。菜园板棚那边的旧墙已烧起来了，板棚里存放着煤油、柏油和食油。我们慌张地张望了片刻，看见在强烈的阳光下褪了色的黄色火舌顺着墙逐步地往房檐上翻卷。阿克西尼娅提来一桶水，霍霍尔把水泼在烧得正旺的火苗上，扔下桶说：
	“见鬼，马克西梅奇，快把油桶滚出去！阿克西尼娅，你快到小铺里去！”
	我迅速地把一个盛着柏油的圆桶滚到院子里和街上去，又去搬煤油桶，可是我去转动煤油桶时，发现油桶的塞子开着，煤油流到地上，我正要找塞子，而火却不等人，楔形的火舌通过板棚的木板门，窜进板棚里来了。房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好像在嘲笑人。我把这个不满的油桶推出来后，便看见沿街从各地跑来许多女人和孩子，他们大哭大叫。霍霍尔和阿克西尼娅从小铺里把货物搬出来，放到山沟里去。一个白头发黑脸的老太太站在街道中间，用拳头威吓着大家，尖声喊道：
	“哎——呀——呀，你们这些魔鬼！……”
	我重新跑进板棚里，发现板栅已填满浓烟，浓烟里发出噼啪的响声。房檐上垂挂着几条弯弯曲曲的红色火带，板墙已经变成烧红的栅栏了。浓烟使我窒息，使我睁不开眼睛。我勉强地把油桶滚到板棚门口，便被门卡住了，再滚不出去了。火星从房顶上落下来，灼伤了我的皮肤。我大声呼救，霍霍尔过来了，他抓住我一只胳膊，把我拖到院子里。
	“快跑开！马上要爆炸了……”
	他往过道奔去，我跟在他后面，跑上了阁楼。阁楼里放着许多书。我把书从窗口扔了出去，并想把一个装着帽子的箱子也扔出去，但窗口太小了，我正打算用一个半普特重的秤砣砸破玻璃框，便听到轰隆一声，房顶很厉害地震了一下。我知道这是煤油桶爆炸了。我头顶上的房顶也燃烧起来了，噼啪作响。红色的火焰在窗边翻滚，直往窗口蹿。我被烤得很难受，便向楼梯口奔去。一股浓烟迎面而来，红色的火蛇沿着楼梯直往上爬，在下面的过道里好像有许多铁牙在啃吃木头，轧轧作响。我已不知所措，浓烟熏得我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似乎是无限长的几秒钟。楼梯上面的天窗里，闪现出一张红胡子的黄脸，它抽搐地歪扭了一下便消失了。接着，一根根红色的火矛刺穿了房顶。
	我记得好像我头上的头发也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除此之外，我没有听到任何别的声音。我明白我要死了——两条腿沉重起来，尽管我双手捂着眼睛，两只眼睛还是十分疼痛。
	生活的睿智本能地暗示给我一条唯一的拯救之路：我抱起了我的褥子、枕头和一捆菩提树皮，用罗马斯的羊皮外套把脑袋包上，从窗口跳了下去。
	我在山沟边才恢复了知觉。罗马斯蹲在我面前，大声喊道：
	“怎么样啦？”
	我站起来，呆呆地看着我们的房子，房子慢慢地消失，变成一堆红色刨花。鲜红的狗舌头似的火苗还在房屋前的黑土地上蔓延。所有的窗口都冒着黑烟，房顶上长出了黄花，黄花在不停地摆动着。
	“喂，怎么样啦？”霍霍尔高声喊道。他满脸汗水，蒙着一层黑烟，哭得脏泪洗面，眼睛惊恐地眨巴着，湿胡子上粘着一些椴树皮。一股令人振奋的喜悦浪潮向我涌来——这是一股多么有力的感情啊！后来我觉得我的左脚灼痛，便躺下来对霍霍尔说：
	“一只脚脱臼了！”
	他按摩了一下我的脚，突然使劲一拽，我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痛得钻心，而过了几分钟后，我却高兴得像醉汉一样一摇一摆地把抢救出来的东西，搬到我们的澡堂里。罗马斯叼着烟斗高兴地说：
	“当油桶爆炸，煤油喷到房顶上时，我以为您要被烧死了。一条火柱向上升腾，升得很高，然后在天空中形成一股蘑菇云，整个房子被淹没在火里了。咳，我想，马克西姆要完蛋了！”
	他已像平时一样，心态平静了，仔细地把东西收成一堆，然后对蓬头乱发的阿克西尼娅说：
	“您就在这里坐着，看管东西，别让人偷走了，我去灭火……”
	在山沟下面的烟雾里，飞舞着一些白色纸片。
	“唉，”罗马斯说，“这些书真可惜！都是我心爱的书啊……”
	已烧毁了四幢木房子。这一天天气平和，大火从容不迫地向左右扩展，它那灵活的火钩漫不经心地钩住篱笆和房顶，赤热的梳子在梳理着房顶上的茅草，大火的弯弯曲曲的手指像弹古斯里琴似的拨弄着篱笆，而在烟雾弥漫的空中则鸣响着幸灾乐祸的令人烦恼的炽热的烈焰之歌；烧成了灰烬的木头发出静静的柔和的碎裂声，金黄色的“乌鸦”从烟雾里飞出来，落在街道上和院子里；农民和农妇们混乱地奔忙着，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家的财物，不断地发出悲怆的哭声和喊声：
	“水——水！”
	只有在很远的地方，在山脚下的伏尔加河里才有水。罗马斯很快地催赶着农民，抓住他们的肩膀，推着他们，让他们聚集起来，然后把他们分成两组，指挥他们拆篱笆和大火两边的小房子。农民都顺从地听指挥，开始更合理地跟那吞噬着整排房子和整条街道的熊熊烈火开展斗争。不过他们还是有些畏缩，好像是在替别人干活似的，觉得没有希望。
	我倒心情愉快，觉得从没有像现在全身有劲。在街道的尽头，我看见以村长和以库兹明为首的一群富农，袖手旁观地站着，什么事也不干，只会挥动手杖，指手画脚，大喊大叫。农夫们骑着牲畜从地里奔回来了，颠得胳膊肘跟耳朵一边高，妇女们向他们哭喊着，孩子们四处乱跑。
	又有一个院子的房舍烧着了，必须赶快地拆除牲畜栏的一堵墙。这堵墙是用很粗的树枝编织而成的，而且墙上有些地方已经烧着了。农夫们已动手砍篱笆的木桩子，火花和木炭洒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连忙跳到一边，用手掌拍打着冒烟的衬衣。
	“别怕！”霍霍尔大声喊道。
	这种喊叫也没有起作用。于是，他从一个人的头上摘下一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说：
	“您去从那一头砍过来，我从这里砍过去！”
	我砍倒了一根又一根木桩子，篱笆墙终于动摇了。于是我便爬进墙里，从上面抓住它，霍霍尔则抱住我两只脚使劲一拉，整个篱笆墙便倒下了，差一点没扣在我的脑袋上。农夫们一起把篱笆拖到街上去。
	“您身上烧着没有？”罗马斯问道。
	他的关心更增加了我的力量和机智。我很想在这个我珍爱的人面前干出点与众不同的事情来。我拼命地干，就是为了得到他的称赞。在烟雾里，我们的一页一页的书页，像鸽子一样在空中飞舞。大火的火苗从右边被切断了，左边的火却扩展得越来越宽，已经蔓延到第十个院子了。罗马斯留下一部分农民继续监视狡猾的红色火蛇，把大部分人调到左边去。当大家经过那群富农身边时，我听见有人恶毒地叫喊：
	“是他们纵的火！”
	杂货铺老板则说：
	“该到他们的澡堂里去查一查！”
	这些话很不愉快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众人皆知，鼓励，特别是愉快的鼓励会增加人的力量。我就是受到鼓励才忘我地干活的，直到筋疲力尽。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地上，背靠着一件滚烫的东西，罗马斯把一桶水泼在我身上，围在我身边的农民敬重地小声说：
	“这孩子真棒！”
	“这个人垮不了……”
	我把头贴在罗马斯的腿上，羞愧地哭了起来，他则抚摸着我的湿淋淋的脑袋说：
	“您休息一下吧！够累的了。”
	库库什金和巴里诺夫两人都被烟熏得像黑鬼一样。他们领着我来到山沟里，安慰我说：
	“老弟，没有啥，事情都结束了！”
	“你吓坏了吧？”
	我还没有来得及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山沟里我们的澡堂那边下来了十多个富农，走在前面的是村长，随后是两个乡村警察架着罗马斯的胳膊走。罗马斯没有戴帽子，湿漉漉的衬衣袖子被扯断了，牙齿咬着烟斗，他的脸色严厉而又阴郁得可怕。退伍兵科斯京挥舞着手杖，疯狂地喊叫：
	“把他扔进火里去，这个异教徒！”
	“把澡堂门打开！……”
	“你们把锁砸了吧，钥匙丢了。”罗马斯大声说。
	我一跃而起，从地上抓起一根棍子，站到罗马斯身边，两个乡村警察倒退了一步，村长尖着嗓子畏缩地说：
	“东正教人是不容许砸锁的！”
	库兹明指着我喊道：
	“瞧，还有这个……他是什么人？”
	“冷静点，马克西梅奇！”罗马斯说，“他们以为我把货物藏在澡堂里，然后又自己烧掉小铺。”
	“是你们两人干的！”
	“砸吧！”
	“我们是东正教人……”
	“我们敢作敢当！”
	“我们负责……”
	罗马斯小声说：
	“您来跟我背靠背站着，防备他们从背后打人……”
	他们把锁砸开了，几个人一下子拥进院子里，又几乎立即从那里钻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我把棍子塞给了罗马斯，自己又在地上拾起另一根。
	“什么也没有搜到……”
	“什么也没有吗？”
	“啊哈，这些魔鬼！”
	有一个人胆怯地说：
	“我们搞错了，农夫们……”
	立即又有几个醉汉似的声音粗暴地反驳说：
	“什么叫搞错了？”
	“把他们扔进火里去！”
	“这些捣乱分子……”
	“他们想搞劳动组合！”
	“他们是贼，他们一伙全是贼！”
	“住嘴！”罗马斯大吼一声，“好吧，你们已经查看过了，我并没有在澡堂里藏什么货物，你们还想干什么？全部都烧光了，就剩下这一点，看见了吗？我放火烧我自己的财产有什么好处吗？”
	“他保了火灾险啦！”
	又有十多个嗓门狂暴地叫喊起来：
	“我们干吗还要呆呆地望着他们？”
	“够了，我们受够了……”
	我双腿发颤，两眼发黑。透过发红的烟雾我看见了他们凶残的丑脸和那满是胡须的大嘴，恨不得把这些人狠狠地揍一顿才解气。而他们却在大喊大叫，在我们周围跳来跳去。
	“啊——哈，他们还拿着棍子呢！”
	“拿着棍子？！”
	“他们要上来扯我的胡子了。”霍霍尔说，我觉得他在冷笑，“他们还会扑向您，马克西梅奇，嗨！不过，您要冷静——冷静……”
	“你们注意，那小子还带着斧子呢！”
	我的腰间的确还插着一把砍木桩的斧子，我都把它忘记了。
	“他们好像害怕了，”罗马斯猜测道，“不过，万一他们冲上来……您可别动斧子！”
	一个不认识的小个子农民可笑地跳来跳去，狂暴地尖声叫道：
	“远远地用砖头砸他们！砸吧，我带头！”
	他真的抓起一块砖头，挥起手向我腰间砸来，不过还没有等我回敬他时，库库什金已像老鹰似的抢先扑在他的身上，他们抱成一团滚到山沟里去了。紧跟在库库什金后面，潘科夫、巴里诺夫、铁匠，还有十多个人也跑过来了。于是库兹明立即郑重其事地说：
	“你，米哈伊尔·安东诺夫，是个聪明人，你该明白，这场大火把庄稼人都吓疯了……”
	“走吧，马克西梅奇，我们到岸上的小饭馆去！”罗马斯一边说，一边把烟斗从嘴上取下来，猛地往裤兜里一塞，拄着拐棍，疲倦地走出山沟。这时库兹明过来跟他并排走，并和他说什么话，罗马斯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说：
	“滚你的蛋吧，混账的东西！”
	在我们的铺子被烧掉的地方还有一大堆没有完全熄灭的金黄色的火炭，房子中间是一个炉子，在没有被毁坏的烟囱里还向炽热的天空冒着蓝烟，被烧红了的铁床架子像蜘蛛腿似的竖着，被烧焦了的门柱子则像是站在篝火旁边的黑色卫士，在一个卫士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红色的炭帽，他身上的火就像是公鸡的羽毛。
	“书全烧掉了，”霍霍尔又叹气说，“真可惜！”
	淘气的孩子们把那些烧焦了的大木头木块用棍子像赶小猪似的拨弄到街上的污水洼里，木头发出咝咝的响声后便熄灭了，冒出一股刺鼻的白烟。有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浅头发，蓝眼睛，坐在这暖和的黑色水洼里，用一根木棍子敲打着一个凹凸不平的铁桶，全神贯注地欣赏着铁桶的声音。遭受火灾的人们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把一些残余的家什归拾成堆。妇女们哭泣着，叫骂着，为几块烧焦的木头相互吵架。火烧场后面的果园里，一棵棵树木呆立着，许多树叶子被烤得枯黄，累累的红苹果变得更显眼了。
	我们跑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在河岸上的小饭铺里坐下来，默默地喝茶。
	“这回富人们的苹果生意算是赔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来了，他变得心事重重，也更柔顺了。
	“兄弟，你怎么样？”霍霍尔问道。
	潘科夫耸了耸肩膀说：
	“我的房子是保了险的。”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很奇怪，大家都好像不认识似的用探索的目光相互打量着。
	“现在你怎么办呢，米哈伊尔·安东内奇？”
	“我得想一想。”
	“你该离开这里了。”
	“再看看。”
	“我有一个计划，”潘科夫说，“我们出去谈一谈。”
	他们走出去。在门口潘科夫又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倒是胆子不小！你可以在这里生活，他们会怕你的……”
	我也来到河岸上，躺在灌木丛下面，望着河水。
	尽管太阳已经西斜了，但仍然很热。这个村庄所经历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有如用彩笔对河面描绘的大幅画卷。我心情愁闷，不过由于过分疲劳，很快就熟睡了。
	“喂！”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摇晃我，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你睡死了？快醒一醒！”
	河后面的水草上空，升起一轮像大车轮一样的深红色的月亮。巴里诺夫俯在我身上，不断地摇着我说：
	“快去，霍霍尔在找你，他很着急！”
	他走在我后面，抱怨地说：
	“你不能随便哪里都睡觉，山坡上有人走路，石头掉下来会砸着你的。说不定还有人故意扔石头，这可不是开玩笑。我的老弟啊，这里的人记仇，他们除了仇恨，什么也不记得。”
	岸上的灌木丛里有人悄悄地走动，树枝在摇晃。
	“找到了没有？”米贡扬声问道。
	“找到了。”巴里诺夫回答道。
	又走了十几步，他叹口气说：
	“他又打算去偷鱼。米贡的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啊！”
	罗马斯见到我便来气，他责备我说：
	“您干吗要瞎逛呢？想让他们揍您吗？”
	当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愁眉苦脸地小声说：
	“潘科夫建议把你留在他那里，他想开个小店。我不想劝你留下。至于我，我已经把剩下的东西全卖给他了，我要到维亚特卡去，过一段时间后再写信叫你到我那里去，行吗？”
	“我考虑考虑。”
	“考虑一下吧。”
	他躺在地板上，翻了翻身，后来就没有声音了。我坐在窗口下望着伏尔加河。月光映在河里，使我想起火灾时的大火。在长满水草的河岸下面，一只拖轮用轮片吃力地拍打着水，三盏桅灯在黑暗中浮动，时而擦过星星，时而又把星星遮住。
	“您生这些农民的气吗？”罗马斯梦呓似的问道，“不要生气，他们只是愚昧罢了。凶残就是愚昧。”
	他的话没有给我安慰，不能减轻我强烈的痛恨和极度的恼怒。我眼前又呈现出野兽般的毛发丛生的大嘴和凶恶的尖叫声：
	“远远地用砖头砸他们！”
	在当时我还做不到把一切不需要记住的东西都忘掉。是的，我知道，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论，他们并不那么凶恶，甚至完全不凶恶，就其实质而言，是善良的野人。你不难使他们中任何一人像儿童般的微笑，他们任何人都会带着儿童般的信任来听取关于寻求理智和幸福的故事，关于伟大人物的丰功伟绩。这些人有一颗奇怪的心，凡能激发人们去幻想按自己的意愿过轻松生活的一切，他们都会感到珍贵。
	可是当他们结成灰色的一堆，参加村委会或坐在河岸上的小饭馆里时，所有这些好的品质就不知被抛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像神父一样披起了虚假和伪善的袈裟，对有钱有势的人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摆尾，阿谀奉承，这时我看见他们就非常反感。在另一种场合下，他们又会突然露出野狼般的凶狠，竖起背毛，龇牙咧嘴，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去捣毁教堂，而这个教堂却是他们昨天晚上还像绵羊走进羊圈那样温驯地去跪拜过的。在这些农民中间也有诗人和讲故事的能手，但谁也不喜欢他们，他们受村里人嘲笑，得不到支持，受尽凌辱。
	我不会也不能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我和罗马斯分别的那一天，我把这些痛苦的想法全都给他讲了。
	“结论下得过早了。”罗马斯责备我说。
	“可我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怎么办呢？”
	“这是不正确的结论，没有根据。”
	他好言好语地劝说我很久，说明我的想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不要急于指摘人。指摘别人是最容易的事，不要迷恋这种东西，要冷静地看待一切。记住一点：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慢吗？然而却可靠！请您到处去看看，去感受一切吧！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但不要急于指摘人。再见吧，好朋友！”
	这个再见却是过了十五年之后的事了。那是当罗马斯为了“民权派”307案件在雅库特区度过十年流放生活后回来时我们在塞德尔采的会见。
	当年罗马斯离开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像被主人遗弃了的小狗一样，在村子里东奔西跑。我和巴里诺夫走遍了各个村庄，给富农们干活，打谷，挖土豆，清理果园。我住在巴里诺夫的澡堂里。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你这个光杆司令，往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一个雨天的晚上巴里诺夫这样问我，“明天咱们到海上去怎么样？真的，待在这里有啥意思呢？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们这种人，更何况，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会遭到醉鬼们的毒手……”
	巴里诺夫不是第一次谈及这个问题了。他不知因为什么心情郁闷，垂着两条长臂猿般的胳膊，像在森林里迷了路似的沮丧地向四面张望。
	雨点从澡堂的窗口打进来，雨水冲着澡堂的屋角，哗哗地顺着山沟往下流。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雷雨了。苍白的闪电放出微弱的亮光。巴里诺夫低声地问我：
	“明天咱们走吧，啊？”
	于是我们就走了。
	……秋天的夜晚在伏尔加河上航行，美妙得简直难以形容。我坐在驳船船舱旁边，掌舵人是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巨大的怪物。他掌着舵，笨重地在甲板上踩着脚，嘴里发出沉重的喘息声：
	“噢——呜普——噢——噜噜——呜……”
	驳船后面，一望无际的河水像丝绸一般光滑，像焦油一般浓稠地流泻着，发出静静的拍击声。河面的上空翻滚着乌黑的秋云，周围只有缓缓移动的黑暗，它抹去了河岸的界线，好像整个大地都在黑暗中消失了，化为云雾和液体，不停地、无止境地、整体地往下面什么地方流去，流向没有日月星辰、无声无息、荒无人烟的地方。
	前面，在潮湿的黑夜里，有一艘看不见的拖轮正艰难地行驶着，喘着气，好像要跟牵引着它的巨大拉力对抗似的。船上有三盏灯，两盏在水面上，一盏在上空，它们在引领拖轮航行。靠近我们这边，在乌云下面，也有四盏灯在浮动，其中的一盏就是我们驳船桅杆上的灯。
	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囚困在一个冰冷的油泡里，油泡静静地沿一个斜面滑落，我就像被裹在油泡里的一条小虫。我感到油泡滑动得越来越慢，马上就要停住了，轮船已不再发出嘟嘟的响声，蹼轮片也不再扑打浑浊的河水，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就像树上掉下落叶，粉笔字被从黑板上抹掉一样，包围着我的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穿着破羊皮袄，戴着毛茸茸的羊皮帽，在船舵旁边跺着脚的大个子，这时像中了魔似的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噢——呜普……噢——噜噜……”地哼了。
	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干吗要知道？”他哑着嗓子回答说。
	那天傍晚，太阳就要落山，轮船刚从喀山起航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笨拙得像狗熊似的人，他满脸毛发，几乎没有眼睛，他站在船舵旁边把一瓶伏特加酒倒进一个木勺里，像喝水一样，两口就把酒喝光了，接着又吃苹果。当轮船拖动驳船时，他便抓住舵把，望了望红色的落日，脑袋一晃，严厉地说：
	“上帝保佑！”
	轮船拖着四条驳船，满载着铁器、糖桶和一些沉重的大木箱，从下诺夫戈罗德市场开往阿斯特拉罕。这些都是运往波斯去的货物。巴里诺夫用脚踢了踢木桶，闻了闻，又想了想后说：
	“不是别的，准是枪，是伊热夫斯基厂制造的……”
	可是掌舵人用拳头戳了一下他肚子问道：
	“关你什么事？”
	“我在想……”
	“你想挨个嘴巴吧！——是吗？”
	我们没有钱买船票，是承蒙“照顾”才上了驳船的，尽管我们也和水手一样“要值班”，而驳船上的那些人，还是把我们当乞丐看待。
	“你嘴里老挂着人民，”巴里诺夫对我抱怨说，“这里倒很简单：谁强，谁就可以骑在别人的头上……”
	夜真黑，根本看不见驳船，只能看见在烟雾中被桅灯照亮的桅尖。烟雾中散发出煤油味。
	掌舵人的阴郁沉默的态度使我生气。我是被水手长派来“值班”，给这只野兽当助手的。他只注视着灯的动向，在拐弯处，才小声地对我说：
	“喂，你掌稳了！”
	我跳起来去转动舵杆。
	“好啦！”他嘟哝道。
	我重新坐到甲板上，想跟这个人说说话，可是不成，他总是用一句问话回答我：
	“你问这个干吗？”
	他在想什么呢？当我们行驶到卡马河的黄水与银灰色的伏尔加河交汇的地方时，他望着北方，暗自骂了一句：
	“败类！”
	“你在骂谁？”
	他没有回答。
	远处，在黑茫茫的什么地方，狗在狂吠。这使人想起那些尚未被黑暗扼杀的残余生命在垂死挣扎，听来似乎非常遥远而且多余。
	“这里的狗可真可恶！”掌舵人突然说道。
	“这里——是指什么地方？”
	“到处都一样。我们这里的狗可真凶……”
	“你是哪里人？”
	“我是沃格达人。”
	接着就像从破麻袋里倒土豆一样，那些无聊粗野的话从他的嘴里统统滚了出来。
	“这个——跟你在一起的是你的叔叔吗？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可是很聪明，他很凶，也很有钱，他管理着辛比尔斯克码头，还在岸上开饭馆。”
	他慢慢地吃力地说了这些话之后，便眯缝着眼睛盯着轮船桅杆上的灯，注视着那个金蜘蛛似的东西怎样在黑暗的网上爬行。
	“掌稳了！喂……你识字吗？你知不知道——法律是谁写的？”
	没等我回答，他又继续说：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沙皇写的，有的说是大主教写的，元老院写的。要是我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对他说，你应当把法律写成这样：让我不仅不打人，而且连手也抬不起来。法律应当是铁一样的，像铁锁一样，把我的心锁上，这不就得了！这样我才能保住自己不犯法！而现在这样，我可保不住自己！保不住。”
	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用拳头敲击着舵杆，话音变得越来越轻，越不连贯了。
	有人从船上用传话筒喊话，喑哑的喊声像消失在深夜里的犬吠声一样，毫无作用。在轮船两舷旁边黑色的水面上，几盏灯火的反光像黄色油斑似的漂浮着、融化着，微微地照亮一点什么东西，而在它们的上空，黏滞而稠密的乌云却像淤泥一样在浮动。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在无声的黑暗中了。
	掌舵人阴沉地抱怨说：
	“他们要把我领到哪里去呢？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我感到很冷漠，冷漠而又厌倦，只想躺下睡觉。
	没有阳光、微弱而又灰暗的黎明，勉强地透过乌云，悄悄地来临了，它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河岸上出现了黄色的灌木丛、铁锈色的松树干和黑压压的松树枝，成排的木头农舍，石雕似的农夫的身影。一只海鸥扑打着翅膀从驳船上空飞掠过去。
	我和掌舵人都交了班，然后我就爬到帆布下面睡觉去了。可是好像很快我就被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惊醒了。我从帆布下面伸出头来，就看见三个水手把掌舵人挤到“工作舱”的板墙上，七嘴八舌地喊叫：
	“别这样，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不要紧的！”
	“你，得了吧！”
	彼得鲁哈双手交叉紧抱着自己的肩膀，安静地站着，一只脚踩着甲板上的一个包袱，轮番地看着每个人，声音沙哑地央求大家：
	“请你们别让我去犯罪了！”
	他光着脚，也没戴帽子，只穿着一件衬衣和短裤，一绺蓬乱的黑发耷拉在脑袋上，盖住了他固执的脑门，脑门下面是一双充了血的田鼠般的眯缝着的小眼睛。这双眼睛正央求地、惊慌地望着大家。
	“你会淹死的！”大家对他说。
	“我，决不会！让我走吧，老哥们，你们要是不让我走，我就会打死他！一到辛比尔斯克，我就会……”
	“可别这么干！”
	“唉，老哥们呀……”
	他慢慢地伸开双手，跪下来，两只手贴在“工作舱”的板墙上，好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重复说：
	“请你们别让我去犯罪了，让我走吧！”
	在他的声音的最深处，有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他那伸开的、长得像桨一样的双手颤抖着，手掌对着大家。他那张像熊一样长满胡须的毛茸茸的脸也在颤抖，而那双眯缝着的田鼠似的小眼窝里则滚动着两颗黑眼珠子，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要把他掐死似的。
	人们默默地给他让开了路，他笨拙地站起来，拾起包袱说：
	“谢谢你们了！”
	他走到船舷边，以出人意料的敏捷动作跳进了河里。我也跑到船舷边，只见彼得鲁哈在水里像戴着帽子一样，头上顶着包袱，摇晃着脑袋，穿过水流，朝沙岸游去。岸上的灌木丛被风吹弯了枝丫，向河里撒落着枯黄的落叶，好像在迎接他的到来。
	庄稼汉们说：
	“他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我问道：
	“他——发疯了吗？”
	“怎么会呢？不，他这是在拯救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了一个小浅滩，站在齐胸脯深的水里，举起包袱，在头顶上摇晃一下。
	水手们大声喊道：
	“再——见！”
	有一个人问道：
	“他怎么没有身份证呢？”
	那个红头发罗圈腿的水手很高兴地告诉我：
	“他有一个叔叔在辛比尔斯克。叔叔是个坏蛋，欺骗了他，使他完全破了产。所以他想去杀死他的叔叔。可是他又怜惜起自己来，于是便决定避开这次犯罪。这个庄稼汉尽管粗野，但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是个好人……”
	这个好庄稼汉已经沿着狭小的沙滩逆流而上。瞧，他消失在灌木丛里了。
	水手们原来都是善良的好小伙，他们全是我的同乡，是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居民。到了傍晚，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他们当中的人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他们又用阴沉的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我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巴里诺夫这个幻想家又被鬼迷住，多嘴多舌，对水手们讲了些什么话。
	“你讲了没有？”
	他那双娘儿们般的眼睛微笑着，尴尬地搔了搔耳朵，承认说：
	“讲了一点点！”
	“可是我不是请求过你不要讲吗？”
	“我本来不想讲，可是这故事太有趣了。我们原来是想玩纸牌的，不料纸牌被舵手带走了，我们太寂寞了，所以我就……”
	经过我的盘问，原来巴里诺夫为了解闷，编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他把霍霍尔和我说成像古时候的海盗那样，曾拿着斧子跟大群庄稼人厮杀。
	跟巴里诺夫生气是徒劳的，因为他看到的真理都是在现实之外的。有一回我同他一道去找工作，坐在山沟边的田野里休息时，他很有把握又很热情地劝我说：
	“要去找最称心如意的真理！瞧，山沟那边，羊群在吃草，狗在奔跑，牧人在走动。嘿，这算什么？这能给我们的心灵什么满足吗？亲爱的兄弟，你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凶恶的人——这就是真理！善良的人又在哪儿呢？善良的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是啊！”
	到了辛比尔斯克，水手们便很不客气地要我们离开驳船上岸去。
	“你们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把我们送到辛比尔斯克码头，于是我们就在岸上晒干衣服，兜里只剩下三十七戈比了。
	我们到小酒馆里去喝茶。
	“我们该怎么办呢？”
	巴里诺夫满怀信心地说：
	“什么怎么办？应该继续往前走！”
	我们搭乘“兔儿”船308来到萨马拉。在萨马拉，我们在一条驳船上做帮工。七天后，我们又顺利地抵达里海。在这里，我们在一个不大的渔民合作社找到了工作。这个合作社就在卡梅克人的一个很肮脏的名叫卡班库尔-巴尔的渔场上。
	（全文完）

注释
	[1]　《高尔基全集》第15卷第585页，苏联科学出版社，1972年。
	[2]　埃里温《共产党人》报，1940年8月10日。
	[3]　《高尔基和中国文坛》，见《高尔基研究》第20期第10页。
	[4]　《高尔基二十卷文集》第15卷第6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5]　高尔基3岁时得了霍乱病。他父亲就是因为看护他时不幸染病身亡的。
	[6]　高尔基当时还小，还不理解外祖母的话：外祖母说的上边，他误以为是指楼上；尼日尼是地名，俄文是下面的意思，他误以为是指他家地下室。所以他说“不明白”。
	[7]　瓦留莎是高尔基的母亲瓦尔瓦拉的爱称。
	[8]　廖尼亚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9]　米哈依尔即米哈依洛。
	[10]　“小茨冈”是学徒伊万的外号。
	[11]　米什卡是米哈依尔的昵称。雅什卡是雅科夫的卑称。
	[12]　“雅科、热”（ЯкоЖе），古斯拉夫语，“因为”的意思。
	[13]　“雅、夫、科热”（ЯвкоЖе），意为“我在皮子里”。
	[14]　俄文“Порoтъ”有两个意思：“鞭笞”和“拆开”。
	[15]　彼尔米亚克人即现在住在柯米·彼尔米亚克民族自治区的芬兰人。
	[16]　万尼亚和万尼卡都是“小茨冈”伊万的小名。
	[17]　萨舒特卡是萨沙的卑称。
	[18]　列克谢是阿列克谢的简称。
	[19]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20]　万纽什卡是“小茨冈”伊万的爱称。
	[21]　雅沙是雅科夫的小名；米沙是米哈依尔的小名。
	[22]　“茹克”是甲虫。
	[23]　是阿列克谢的全名（名字和父称）；叫他的全名表示尊敬。
	[24]　是阿列克谢外祖母的名字和父称。
	[25]　是阿列克谢父亲的名字和父称。
	[26]　据圣经描写，大卫王是宗教诗歌的作者和音乐家。
	[27]　格里沙是格里戈利的爱称。
	[28]　俄国宗教诗里的一个传说人物。
	[29]　4世纪时的著名的基督徒。
	[30]　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一个聪明女人的形象。
	[31]　15世纪后半叶俄国诺夫戈罗德城总管的妻子，胆略过人。
	[32]　伏尔加一带传说中的英雄。
	[33]　传说中6世纪埃及荡妇玛丽娅改邪归正的故事。
	[34]　“上帝的大门”指教堂中通到经台的门，迷信者相信，只要打开这扇门就可以解救难产。
	[35]　佩乔雷修道院坐落在下诺夫戈罗德城的郊区。
	[36]　是一首教会诗，叙述圣母梦见她儿子遇难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37]　一种俄罗斯人喜欢喝的清凉饮料。
	[38]　斯拉夫字母组成的“土地”和“人们”两个单字。
	[39]　是顽皮孩子给阿廖沙起的诨名，一种唤火鸡的用语。
	[40]　押沙龙是大卫王的儿子。故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三至十八章。
	[41]　即俄国两位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
	[42]　即1848年之前。
	[43]　俄国北部的奥洛涅茨省当时是旧仪式教派聚居之地，那里的农民曾为反对进工厂做工而逃进了森林里。
	[44]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1848年镇压匈牙利革命。
	[45]　做这样的手势表示轻蔑的意思。
	[46]　楚瓦什人是俄国少数民族之一。
	[47]　东正教徒早祷的起始祷词。
	[48]　东正教的正式祷文。
	[49]　在基督教教义中，天使分为九级。
	[50]　外祖父把законовед（法律家）误读为законоед（吃法律的）。
	[51]　叶夫列姆·西林（4世纪）是一位神父，教会著作家。
	[52]　阿尼克勇士是宗教诗里与死神作斗争的英雄。
	[53]　巴勒斯坦的一个山谷。
	[54]　这三个词都是教会斯拉夫文，意为“犯罪，犯法，不合理”。
	[55]　女人名应为塔季扬娜，彼得把“娜”省掉了，故有此问。
	[56]　俄文“как”的译音，意为“怎么样”。
	[57]　瓦里卡是瓦尔瓦拉的卑称。
	[58]　这两行在俄文中都是音节相似的字。
	[59]　彼得·维亚捷姆斯基（1792-1878年），俄国诗人、批评家。
	[60]　这是俄国另一位诗人伊·尼基丁（1824-1861年）的《乞丐》一诗中的诗句。
	[61]　亚哈是《圣经》里传说的一位以色列王，背叛祖先的信仰，做了许多违背教义的事，详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七至二十二章。
	[62]　在唐波夫省波里索格列勃斯基县科留潘诺夫卡村，我听到同一传说的另一个版本，说钢刀杀死了毁谤后母的继子。——作者原注。
	[63]　马克西姆的爱称。
	[64]　阿列克谢的爱称。
	[65]　俄罗斯古代神话中的鸟，其头和胸是女人形状。
	[66]　俄罗斯人往往把犯人称为“方块王牌”。
	[67]　沙皇俄国的国歌。
	[68]　他是《古代世界宗教》《埃及轮回》和政论《论婚姻和妇女》三部著作的作者。我年轻时读过这篇政论，它曾给我强烈的印象。这篇政论的题目我似乎写得不对。七十年代曾在某种神学杂志上刊载过。——作者原注。
	[69]　这是俄译本书名，原书名是《约瑟·巴尔索莫》。
	[70]　安徒生的童话。
	[71]　维亚希尔，意为鸽子。
	[72]　这个码头就在诺夫戈罗德市区的伏尔加河畔。
	[73]　科利亚是尼古拉的爱称。
	[74]　高尔基母亲患肺病死于1879年8月5日，终年35岁。
	[75]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大美女。
	[76]　列克谢依卡是阿列克谢的爱称。
	[77]　东正教在为死者做安魂祭时都要点燃白蜡和神香。
	[78]　《圣灵祈祷文》的起始语。
	[79]　俄国19世纪下半期出版的一本浅陋读物。
	[80]　耶稣的一个门徒。
	[81]　即旧时的乌克兰人。
	[82]　瓦留莎是瓦尔瓦拉（高尔基的母亲）的小名。
	[83]　当时高尔基的外公和外婆已分开过，伙食也分开了。
	[84]　柯里亚是高尔基母亲改嫁后生的儿子，即同母异父的弟弟。
	[85]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6]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7]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8]　均为高尔基小时候的朋友。
	[89]　俄国作家卡拉什尼科夫的长篇小说，1833年彼得堡出版。
	[90]　熊河是顿河左岸的一条支流。
	[91]　瓦丽娅也是高尔基母亲瓦尔瓦拉的小名。
	[92]　高尔基的《童年》中的一个人物。
	[93]　维克多鲁什卡是维克多的爱称。
	[94]　指圣经传说中夏娃偷吃禁果的事。参见《旧约·创世纪》。
	[95]　民间传说中的一座城市。
	[96]　孩子们用作玩游戏的蹄腕骨。
	[97]　旧时俄罗斯人对白俄罗斯人的蔑称。显然斯穆雷是白俄罗斯人。
	[98]　旧时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99]　旧时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100]　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
	[101]　英国作家司各特（1771-1832）的作品。
	[102]　英国作家菲尔丁（1707-1754）的作品。
	[103]　卡马河上的一个码头。
	[104]　司务长Пьянков，其俄文词根пьян有“醉”的意思，故称醉科夫。
	[105]　文书Запивохин其俄文词根запиво有“喝啤酒”的意思，故称“啤酒兴”。
	[106]　旧俄酒计量单位。
	[107]　古代俄罗斯的一种传说。
	[108]　古日耳曼和北欧西欧神话中的人物。
	[109]　九天使中的第二位。
	[110]　《圣经》故事中的天使。
	[111]　领航员——即哥萨克。这是一种俏皮的比喻。哥萨克不是什么领航员，但在特定的这件事中他是主角，所以称他为领航员。
	[112]　蒙特潘（1823-1902），法国作家。
	[113]　俄国当时一种通俗读物的作者。
	[114]　当时在莫斯科出版的一本骑士小说。
	[115]　俄国作家根据西欧骑士小说改编的一本通俗读物。
	[116]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出版的一部通俗小说。
	[117]　马萨尔斯基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改写本。
	[118]　扎戈斯金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改写本。
	[119]　扎托夫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改写本。
	[120]　卡西洛夫的历史小说。
	[121]　大仲马（1802-1870），法国著名作家。
	[122]　庞松·德·泰尔莱利（1829-1871），法国惊险小说作家。
	[123]　皮埃尔·札孔纳（1817-1895），法国惊险小说作家。
	[124]　埃米尔·加博里奥（1832-1873），法国侦探小说家。
	[125]　格卢·埃马尔（1818-1883），法国惊险小说家。
	[126]　巴戈贝（1821-1891），法国惊险作家。
	[127]　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著名作家。
	[128]　格林武德（1833-1929），英国作家。
	[129]　《欧也妮·葛朗台》是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著名作品。
	[130]　阿尔森·古塞（1815-1896），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131]　阿·贝洛（1829-1890），法国作家。
	[132]　波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
	[133]　波尔·菲瓦尔（1817-1887），法国作家。
	[134]　马里亚特（1792-1848），英国作家。
	[135]　伊丽莎白·维尔纳（1838-1918），德国女作家。
	[136]　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
	[137]　贝托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
	[138]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
	[139]　雨果（1802-1885），法国大作家。
	[140]　瓦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大作家。
	[141]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历史长篇小说《两个狄安娜》中的主人公。
	[142]　大仲马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143]　大仲马长篇小说《二十年后》中的主人公。
	[144]　梅歇尔斯基（1839-1914），俄国作家。
	[145]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俄国伟大诗人，俄国近代文学奠基人。
	[146]　引自普希金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献词”中的两句。
	[147]　引自普希金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一支歌”中的两句。
	[148]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著名诗人。
	[149]　引自俄罗斯诗人费特（1820-1892）的诗《我仅仅见到你的微笑……》。
	[150]　斯科别列夫（1843-1882）是当时土俄战争中一名重要的俄国军官。1877-1878年间土耳其与俄国发生过一场战争。
	[151]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
	[152]　俄国作家巴·麦里尼科夫（1818-1883）的作品。
	[153]　屠格涅夫（1818-1883）的作品。
	[154]　格列宾卡（1812-1848），乌克兰诗人。
	[155]　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作家。
	[156]　魏涅维季诺夫（1805-1927），俄国作家。
	[157]　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
	[158]　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159]　三一节是耶稣复活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160]　阿廖沙的昵称。
	[161]　法国作家德·泰尔莱利（1829-1871）的惊险小说《罗堪博尔历险记》里的主人公。
	[162]　大仲马的小说《玛尔戈王后》中的人物。
	[163]　路易十一是1461-1483年间的法国国王。
	[164]　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165]　奥特列塔耶夫是法国作家库古谢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166]　亨利四世是1589-1610年间的法国国王。
	[167]　大仲马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168]　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169]　这个村子是俄罗斯古老的制作圣像的中心地。
	[170]　是没有抱圣婴的圣母全身像。
	[171]　是右手抱着圣婴的圣母像。
	[172]　是圣母抱着圣婴，圣婴手里拿着一卷纸的圣像。
	[173]　是圣母站在耶稣棺材旁边的圣像。
	[174]　是左手抱着圣婴的圣母像。
	[175]　是左手抱圣婴，圣婴伸出右手作祝福状的圣像。
	[176]　是用自己的披肩覆盖祈祷者的圣像。
	[177]　是胸前有七支箭的圣像。
	[178]　17世纪中叶尼康总主教实行了一次教会改革，按希腊模式改变了宗教仪式和俄国的经书。
	[179]　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1651-1709），教会作家，僧侣。
	[180]　前面“波诺士”俄语中是拉肚子的意思；“捷拉伊利”则与“丢失”一音相近。故说“哪里丢失了”。
	[181]　沙俄亚洲地区使用的重量单位。一巴特曼等于十俄磅。
	[182]　书中时而称彼得·瓦西里伊奇，时而称彼得·瓦西里耶夫；前者为昵称，是同一个人。
	[183]　俄国《刑法典》第一〇三条规定了对分裂派的惩罚办法。
	[184]　《塔木德》是犹太教的一部口传律法集，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法典。
	[185]　梅舍茨基公爵是谢苗·杰尼索夫（1682-1741）的笔名，是维戈夫修道院的奠基人。《俄罗斯葡萄》是他的代表作。
	[186]　基普里安和杰尼斯均为《俄罗斯葡萄》中的人物。
	[187]　阿列克萨沙是一个逃亡的教派分子，即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
	[188]　马丁·路德（1483-1545），德国基督教新教创始人。这里彼得把俄国反教堂派与德国的路德混为一谈了。
	[189]　沙普洛特派是鞭身派中的一个支派。鞭身派是俄国正教里的一个派别。
	[190]　指1812年法俄战争。
	[191]　鲍格米勒派是中世纪保加利亚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认为撒旦和耶稣同为上帝的儿子。
	[192]　见《童年》第七章里高尔基描写的一个可怜的残疾人。
	[193]　传说中生活在5世纪的苦行僧。
	[194]　这几首歌均为俄罗斯民歌。
	[195]　参见《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
	[196]　俄南罪即手淫罪。参见《旧约·创世纪》第三十八章。
	[197]　马克西莫维奇（马克西梅奇）是高尔基的父称。
	[198]　别涅季克托夫（1807-1873），俄国诗人。
	[199]　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两句诗。
	[200]　约伯是《圣经》中一位品格纯正的人。
	[201]　作者左托夫（生卒时间不详），是一部幻想小说。
	[202]　在圣经传说中，基督曾在约旦河里受洗礼。
	[203]　雅科夫列夫（1773-1817），俄国悲剧演员。
	[204]　苏格兰女王。
	[205]　《西班牙贵族》是法国作家戴内里和仲马普瓦尔合著的一部五幕正剧。
	[206]　《西班牙贵族》中的主人公。
	[207]　西塔诺夫的昵称。
	[208]　参见《旧约·列王纪下》。
	[209]　复活节后第一周。
	[210]　尼·格·波米雅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作家。
	[211]　俄国作家果戈理著名长篇小说。
	[212]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小说。
	[213]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
	[214]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215]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
	[216]　俄国作家莫尔多夫采夫（1830-1905）的长篇小说。
	[217]　俄国作家奥穆列夫斯基（1836-1883）的长篇小说。
	[218]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
	[219]　俄国民意派作家札索季姆斯基·沃洛格金（1843-1912）的作品。
	[220]　不准确的法语：妈妈，再给我一点儿腌牛肉。
	[221]　法国作家福楼拜（1821-1880）的作品。
	[222]　彼特鲁哈是彼得的小名。
	[223]　见《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
	[224]　杜什卡的全名。
	[225]　格里沙是格里哥利的昵称。
	[226]　见《旧约·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
	[227]　见《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228]　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一节。以赛亚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先知。
	[229]　帕姆瓦·贝伦达是17世纪乌克兰学者、辞典编纂家。
	[230]　押沙龙在基督教传说中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一个逆子。
	[231]　喀山大学位于喀山市内。高尔基1884年秋天来到这里，本来真是想上学，但迫于生活的艰辛，理想终成泡影。高尔基虽然没有进喀山大学，却进了更有教益的社会大学。
	[232]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罗斯第一位大科学家。
	[233]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
	[234]　富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235]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
	[236]　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首领。
	[237]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后来成了包税商，被革命法庭判决斩首。
	[238]　迪穆里埃（1739-1823），法国将军，1793年背叛革命，投降奥地利。
	[239]　勃莱特·哈特（1839-1902），美国作家。
	[240]　《基督山伯爵》，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著名小说。
	[241]　击木游戏是俄罗斯人常玩的一种游戏，画地为城，用几根木棍插立其中，远远地用木棍打去，以打出城去的木棍多少分胜负。
	[242]　阉割派产生于18世纪末，主张摆脱“世俗生活”，其教徒必须实行阉割手术，成为绝欲者。
	[243]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大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一书。
	[244]　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曾在土耳克斯坦指挥过阿哈尔-帖金远征军。
	[245]　此人是列别金（1864年生），1907年任俄第二届国家杜马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在合作保险协会任职。
	[246]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家，亦写过关于穆勒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书评。
	[247]　米洛夫斯基（1861-1911），神学院的学生，当时喀山小组的领导者之一，后来当了作家，笔名是叶列翁斯基。
	[248]　拉夫罗夫（1823-1900），民粹派。《历史书简》写于1868-1869年。
	[249]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批评家。
	[250]　作者是阿·尼·巴赫（1857-1946），俄国生物化学家，参加过民粹派。
	[251]　作者是瓦尔扎尔（1851-1940），俄国工业统计学奠基人。
	[252]　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政论家，革命活动家。
	[253]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始人。
	[254]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
	[255]　此书作者为叔本华（1788-1860），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
	[256]　此书作者为俄国社会学者贝尔维（1829-1918）。
	[257]　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
	[258]　佐藤·潘捷列蒙是西方基督教著名的传教士。
	[259]　他就是本书的重要人物罗马斯（1859-1920），革命的民粹主义者。
	[260]　“霍霍尔”——革命前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卑称。
	[261]　谢肉节是基督教节日，在四旬斋前的一星期。
	[262]　法语的俄文译音：“如果你知道。”
	[263]　法语的俄文译音：“如果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264]　吉尔塔是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1813-1901）的歌剧《弄臣》中的女主人公。
	[265]　《丑小鸭》是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1805-1875）的一篇童话。
	[266]　贝亚特里奇是意大利作家但丁（1265-1327）所爱的女人。作家在《神曲》里写过她。
	[267]　菲娅美达是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所爱的女人，是那不列斯王的公主。
	[268]　劳拉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所爱的女人，诗人为她写过十四行诗。
	[269]　妮侬是17世纪法国贵族美女，与当时法国著名作家莫里哀、伏尔泰等有亲密交往。
	[270]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是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的《世界的智慧》中的诗句。
	[271]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兼诗人。此诗引自其《给我的朋友，革命宣传家》一诗。
	[272]　“大洪水”，参见《旧约·创世记》第六至九章的故事。
	[273]　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学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卢托宁·科罗维亚科夫曾在奇斯托波尔县某地发现了地下财宝——一罐阿拉伯钱。——原注
	[274]　卡尔梅克人是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人。
	[275]　圣瓦尔拉米是一位基督教的圣徒。
	[276]　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
	[277]　指托尔斯泰的某些宗教哲学著作。
	[278]　参见《旧约·列王纪上》第十章。
	[279]　普列汉诺夫（1856-1918），早年参加民意党。该党实施恐怖政策后，普列汉诺夫便离开了该党，并写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批判民意党的观点。
	[280]　古罗马时代，基督教被禁止，其教徒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做礼拜。
	[281]　格涅拉洛夫和乌里扬诺夫（后者为列宁的哥哥）当时都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因参加谋刺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而被处绞刑。
	[282]　费多谢耶夫（1871-1898），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高尔基在喀山时，他也在喀山读书。他俩就在这次会上认识。后来费多谢耶夫在喀山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小组。
	[283]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致传播者》一诗中的诗句。
	[284]　出自《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285]　谢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原文原注
	[286]　古罗奇卡是古利的爱称。
	[287]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
	[288]　德雷佩尔（1811-1882），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289]　法利赛人是古犹太的一个教派，标榜保守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主张同外教人分离，实际上却把希腊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引入犹太教。因此，《圣经》中称他们为伪善者。
	[290]　约瑟福斯（约37-95），犹太史学家，犹太军事长官，著有《犹太战争史》。
	[291]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著名诗人，他是喀山人，所以喀山有他的纪念碑。
	[292]　1887年12月12日高尔基在喀山河岸边曾用手枪自杀。
	[293]　卡罗宁（1853-1892）和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均为俄国民粹派作家。
	[294]　卡罗宁（1853-1892）和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均为俄国民粹派作家。
	[295]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296]　莱伊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
	[297]　哈特波尔·勒启（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
	[298]　拉布克（1834-1912），英国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
	[299]　泰罗（1832-1917），英国人种学家。
	[300]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301]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
	[302]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303]　我已记不清楚这些农民的姓名了，有可能把他们的姓名写错或是张冠李戴了。——作者原注
	[304]　基督教的节日，在每年耶稣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天。
	[305]　米什卡是科斯京的爱称。
	[306]　马可·安东尼（公元前约83—前30），罗马统帅，在埃及女皇支持下与恺撒·奥克塔维安争夺政权，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战争失败后自杀。
	[307]　“民权派”是俄国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1893年成立，由地方知识分子和老民粹派分子组成，1894年被沙皇取缔。
	[308]　俄国人把逃票乘船叫乘“兔儿”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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